南京失陷后松井石根的举措
12月17日，松井石根从苏州来到南京。当天下午，日军举行了所谓的“入城式”。第二天，松井又主持了“慰灵祭”。此时，日军的暴行正处于高峰。因为南京陷落后的第3天，松井再次发布了“作战命令”。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参谋长冢田功少将进一步作了如下指示：“两军（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19］。这是“城内扫荡”命令的进一步升级，也成为日军继续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又一最高军令根据。对于日军的暴行，身为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不可能不清楚。因为，在“慰灵祭”快要结束之时，他突然流着泪，对部下训斥说：“你们奋力苦战，使皇威增辉，然某些士兵之暴行，又使皇威一举扫地”。
松井作出如此之训斥，表明他完全知道南京城内发生的日军“暴行”，并似乎要下决心整肃军纪。可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这里有三点可供说明：
（1）谷寿夫师团是在大屠杀中最为卖力的部队。若要整顿军纪，谷寿夫必将首当其冲。而松井却因谷寿夫师团最先进城而在入城式上对谷寿夫大加奖赏；在1938年1月松井第二次视察南京时，又邀谷寿夫共进晚餐，“以示慰劳，并听取其对实战情况之多种看法”。
（2）在战争环境下，宪兵是维持军纪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在攻占南京之前，整个日军配备的宪兵只有102名。由于占领了上海以及要维持其他占领地的“治安”，结果在“南京陷落之时，南京城内没有一名宪兵。12月17日跟随松井司令官进城的宪兵、包括宪兵队长在内只有17名”。后来给许多士兵发了宪兵臂章，实际上这只不过使他们的为非作歹格外便利而已。
（3）12月19日和20日，松井在南京视察了两天，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前10时出发，视察挹江门附近及下关。此附近仍狼藉不堪，尸横蔽野……”。松井看到的是什么人的尸体，他自己没有说。但南京陷落前中日军队从未在此发生过激烈战斗；南京临陷前，大批中国军民都想从此渡江逃命，而江北的日军又恰好是迎面冲来的。因此，这些尸体可以肯定为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松井看后竟熟视无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于12月21日匆匆返回了上海。在此之前，他还任命了嗜血如命的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因此大屠杀在松井大将入城以后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中旬”。
由上可见，松井作为华东地区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在知道南京城发生的一切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暴行的扩大，相反却为日军暴行的蔓延提供了军令依据，且对日军行为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这便是“怠于防止违约行为罪”。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书所言：“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而对于这类暴行具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松井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松井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他“主张中国应该分华北、华中、华南、华西四部分，各个独立”，以遂其侵略之企图。他在“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期，收买马贼汉奸，勾结前清遗老，为田中大陆政策之忠实执行者”。他“前后驻华共达13年，为日本侵华战争之制造者”之一。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他重新应召入伍，率军出征上海，企图“通过攻占首都南京而促使中国政府崩溃，同时否认国民政府的存在，建立一个日本军队的新傀儡政府”。南京城陷前后，他两次发出“城内扫荡”和“扫荡败残兵”的作战命令，成为日军暴行的直接军令依据。日本右翼学者企图以松井的“整肃军纪”令为他开脱责任，但“正象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命令并未生效，并且这在他也象是理所应知的”。［30］而且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松井清楚地知道南京城内发生的一切，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相反，却对在南京事件中特别卖劲的谷寿夫等人给予勉励和嘉奖。由此可见，近几年来，日本右翼学者企图证明松井无罪是十分荒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制造这一亘古未有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的判决是公正的。历史的事实不容任何人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