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孙中山乘“北岭丸”离开日本。12月4日抵达天津，受到2万多群众的欢迎。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亦前往迎接，并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当晚，孙中山肝病发作，于是留在天津治疗。孙中山在卧病期间，仍坚持工作。12月5日，他在卧室会晤了来访的张作霖、卢永祥等人。18日，他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斥责段政府的《外崇国信宣言》的主张。他愤怒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余万人的热烈欢迎。他在车站散发了书面讲话稿，指出：“中国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表明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
在孙中山北上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给予积极支持。11月中旬，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掀起大规模的示威运动。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对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领导，统一促成会的组织和名称，使之成为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团体。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密切合作下，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群众运动蓬勃兴起。11月26日，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劳工青年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平民教育研究社等27个公团代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成立了筹备会。12月14日，由143个公团组成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选出向警予、邵力子、俞秀松等21人为委员，通过了章程和宣言，并要求执政府立即召开人民代表的预备会，明令取消治安警察条例，恢复被解散的工会、农会和学生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于29日发出通电，提议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推动下，在各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共同努力下，汉口、徐州、广州、天津、保定、济南、太原、厦门、北京、南京、长沙、杭州等数十个地区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前后，各人民团体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在广州，1924年12月20日，100余团体和学生2万余人举行了促成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大示威游行，并发表宣言。1925年1月，广州学界3万余人举行了预祝国民会议成功的提灯大会。9日，广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等400余团体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善后会议，赞成成立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中国共产党注意把国民会议运动与各阶层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推动运动的发展。各阶层人民除向国民会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共同要求外，还提出了其特殊要求。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号召全国青年竭尽全力促成国民会议，并代表青年向将来的国民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制、改善青年工人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禁止使用童工等18项要求。工人、农民、妇女、军人也都结合自身特点提出得各要求。
国民会议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已从大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已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普遍开展起来，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成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进行政治斗争的强大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