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龙字第一号通告》，要求各地“急速成立农委”，“努力农运工作”，“尤其在河南与湖南，此项工作更是中心”。同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没有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根本倒塌。所谓国民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他号召革命同志下定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11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到上海任中央农委书记。15日，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民运动要向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直隶各省全面铺开，并以湘、鄂、赣、豫四省为发展农运的重点。上述中央文件和指示，对湖南和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湖南农民运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26年1月至9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7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易礼容为委员长，柳直荀为秘书长。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40万人，受党直接影响的农民群众在100万人以上。10月至1927年1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农民运动获得迅速发展。10月上旬，中共湖南区委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出版、抗租之自由权；有武装自卫权；制订农民保护法；乡村自治权交乡民会议；县政府由人民选举；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团防、民团、警察不得任意捕人；地方财政公开等等。经济方面：减轻租额，佃农所获不少于50％；禁止重利盘剥，借贷年息不得超过2分；不得预征钱粮；限制粮食出境；废除苛捐杂税、扫除厘金积弊；清丈土地、清丈湖田、统一度量衡；没收逆产账灾；整顿农田水利，举办农村合作救济事业等。这些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至11月，全省75县中成立县农会57个，区农会462个，乡农会6967个，会员发展到136.7万余人。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代会和工代会同时在长沙揭幕。毛泽东应邀回湘出席大会。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李维汉、谢觉哉等分别就中国共产党与农工阶级，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国民革命与工农运动作了发言。28日，毛泽东又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话。他说：反革命方面已经有了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还严厉驳斥了“情农运动”之类的污言秽语以及“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等谬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大会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通过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制订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和农民自卫武装等40个决议案。宣言和决议指出：土豪劣绅是封建军阀政治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目前“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过程，若不经过目前的斗争，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民主秩序之目的”，“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因此，必须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由，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必须完成支持农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易礼容当选为委员长。这次大会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发展到200万人，直接领导的农民群众在1000万以上。4月，湖南农会会员达518万人。6月湖南农会会员超过600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湘潭、湘乡、长沙、醴陵、浏阳、宁乡、衡阳、平江等县农民，几乎都加入了农会。湖南农民组织起来后，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在农村开展了一次旋转乾坤的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