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方学习由科技进入到政治的领域，这是就“中体西用”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进程来说的。至于个人，有的认识较早，有的认识较多，在时间上和涉及的范围如浪层兴逐，是交错地出现的。早在1875年郭嵩焘的《条陈海防事宜折》中已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继郭嵩焘任出使英法大臣的曾纪泽，从伦敦给丁日昌的信也说；“目睹远人政教之有序，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他所“艳羡”的是西方的政教，“愤懑”的是清朝的腐败。郭、曾虽还没有提到议院，但已呼之欲出了。
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尽管他们并没有修改“中体西用”的宗旨，或者仍是把议院当作“西用”来接纳，但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是对“君臣之义”的中体的改造。事实上他们也已隐约地把它看作“西体”了。历来以此作为改良派和洋务派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不是完全乌有。姑以张之洞为例：有人说张之洞的西学观不包括政治，这不尽然，张之洞在他的“新学为用”中明明指出了“西政”。他说：“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他在这里说的“西政”很泛，是个大呼隆，但在上引行文下注道：“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他不敢触及的是西政的枢纽——议院，认为“倡此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这与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人的推崇议院制是有差别的。
那么，被列为洋务派的人是不是绝口不谈议院呢?也不尽然。淮军大将、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他不是一个高谈西学、著书立说的人，而是一个公认的洋务派官僚。他在1884年病危时的遗折中写道；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进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8
这段话既指出了西学的有“体”有“用”，又指出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即其“体”，不仅对前此只求“西用”表示不满，而且毫不隐晦地寄意于“西体”。与同时期谈议院制的改良派比，他的话也是有分量的。张树声的话说于维新运动高涨的十年前——中法战争时，他是在弥留之际把思想写成奏言的，希望清廷作出抉择。显然，这是蓄之已非一日的思想，也不同于一般的私下撰文发论了。至于所说西国的“教育文化远逊中华”，是他不能放弃历史上的民族优越感，也是他既要延纳“西体”又不能割舍“中体”的矛盾。其他谈议院制的人何尝摆脱这种困境，获登彼岸!照此，是不是要改变张树声的政治关系，把他从洋务派换到改良派的岗位上来?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想借此揭示一个事实：在承认和推动“西学为用”的年代里，他已逐步看到“西体”，并想把它引进来，使“中体”有所改变。这不只是反映于张树声这个洋务官员的身上，被封为洋务派理论家的郭嵩焘，在80年代后期他对议院也明显地表示了自己的向往。他说：“法人君党凡三，民党亦三，议院视他国犹繁，然至于用兵，先由议院定议，尽一国之臣民皆无异言，而后筹定兵费以为调兵之数……。29”此外，彭玉麟等人也有类似的言论。多年来大家区分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说了好些条，我以为只有是否承认议院制这一条是个分界线。其实这一条也不是铁案如山的。看来同光时推行洋务新政的似有两种人，一种是主持洋务的实施者，一种是参与或不参与洋务的开风气之士；后者常向前者提供理论和建议，理论与实施之间，在时间上自有先后，理论先行；在进程中议者与行者也不可能完全步趋一致，行者总比议者持重。
(五)对西学既要求其“用”，在举办洋务的“用”中，日益碰到有形和无形的“中体”障碍，并发觉西学是“体用”兼备的，“中国求其用而遗其体”，所以成效难期。上引张树声的话，就充分揭示了这个历史辩证法。张树声所说的“西体”限于政教，其他谈到这一内容的人，也还没有提供较多的内容。而西学中比这更深一层的“形而上之道”的哲理学说，虽然直到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才被中国知识界所发掘和传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开始在窥其崖岸了。
就在张树声写遗折时的前后，那个始终从事洋务活动的钟天纬，写了多篇有关西学的文章，其中的《格致说》特别论述了西学的源流。它说：“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日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日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接着，阐述了希腊卢力士托德尔(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学说，说过了二千余年，“始有英人贝根(培根)出”，“以格致各事必须有实在凭证为根基，因而穷其理，不可先悬一理为的而考证物性以实在”。进而说1809年“达文(达尔文)生焉”，他“随英国兵船，环游地球，测量绘图，并考究动植各物及舆地等事”，更于1859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并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植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消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为天道自然之理”。接着，钟天纬又介绍了施本思(斯宾塞)的学说，说他“所著之书，多推论达文所述之理，使人知生活之理，灵魂之理，其书流传颇广。其大旨将入学而确可知者与不可知者，晰分为二，其所谓确可知者皆万物外见之粗质，而万物之精微确有不可知者也”30。如此简明地概述西方大师们的学说的主旨，以事实纠正“西学源出中国”的附会之说，在那时的中国人中还是罕见的。钟天纬虽没有也不可能区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但他把达尔文的物种变化说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说得还是比较准确的。可见他的这些知识不只是在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耳闻，而是直接取之于有关西书或大师们的原著的。
钟天纬的《格致说》，比严复1895年申论达尔文、斯宾塞学说发表于《直报》的《原强》，要早几年或十年，把西学的格致推进到对哲理的探索，是一个可贵的尝试。正是有了这种尝试，邵作舟在《邵氏危言》一书的《纲纪》篇中，刚说了“夫泰西者独器数工艺耳”的话，随之在《译书》篇中却说：“然则今日译泰西政教义理之书最急，而器数工艺之书可以稍缓。”这是针对江南制造局所译各书大都属于科技而发。他承认泰西在“器数工艺”之外还有“政教义理”，并以翻译“政教义理”之书为“最急”。所谓“政教义理”者何?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西道”、“西体”，也就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教体制和各种学理。可知康有为等之谈及培根、严复《天演论》之风靡一时，并不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学界，而是“今日适越而昔来”者。
从上述这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汲取西学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在“中体西用”宗旨的引导下迈开步伐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
因为，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在实施中，旧学和新学、“中体”和“西用”是不会互不侵犯的，“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轮船火车所至，蒸汽机轰鸣，瞬息千里，不能不牵动人们的大脑，改变观念。1890年，黄遵宪的名篇《今别离》对近代化交通工具描绘道：“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31”诗人在这里所咏叹的，正是疾驶的轮船改变人们思维的写照。王韬领悟了这个道理，前此他在引述“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这条原理后说：“道不能即通，则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以行者也。32”本来王韬、郑观应等人对“道器”的解释是“器由道出”，与王船山说的“道在器中”背道而驰，这里的客观事实却使他们得出了近于唯物的认识。王韬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33。而在事实面前，终不能不承认“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以行者也”。封建主义者所以拼命反对修铁路，就是怕震动了山脉祖坟，伤害了“伦常名教”的“体”。恰从反面反映了他们这一无法排遣的厄运。1922年有首讽刺李慈铭的诗道：“铁路万不可造，彗星着实可怕。四十年前好人，后人且莫笑话！34”后人看来笑话，那时顽固的封建主义者却视为“真理”啊!
西学、“西用”分明在逐步冲击中学、“中体”的防线，而这些走向世界、寻求新知的中国人，却谁也没有去指摘中学“中体”的不是，甚至还得坚持以往的历史，声明泰西的“教育文化远逊中华”。这同竟称“西学源出于中国”的态度一样，不甘心中国的落后。在泰西议院之风吹进中国，“中体”有招架不住之势，梁启超这样的佼佼者，就在1896年赶紧写出《古议院考》，说古代中国早有这种遗制，只是被后来的民贼湮没了，泰西算老几!这并不全是一味自我陶醉，而是想减少士大夫那种“披发左衽”的隐痛，有利于新学的推行。所以洋务运动中的好些人，觉察到“西用”途上的处处荆棘，蹒跚不前，寝寝乎要以“西体”为法，去改变中国某些旧制。原为天津武备学堂总教习、1898年任丰润知县的卢木斋，在致梁鼎芬信中，说了他自己的感受；对西学“初亦不甚厝意，以一艺一术，不足语道。及读西士译就各种新理政书，又与严又陵诸君子游，则亦恍然于宇宙之大，古今之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中土圣人递相传授之实际，洎今学者亦湮其源，独赖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穷手阉辟之始，扩诸名教之繁，推隐钩沉，发抽交畅，虽其于遭，未必遽合，要其征实不诬，则固吾圣人忽起，有不能废者也”35。这是“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推动着人们观念形态的新陈代谢，由卑视西学为“一艺一术，不足语道”，到承认其“吾圣人复起，有不能废者也”。如果没有“一艺一术”的“西用”引导，则人们还是相信“天圆地方”的。
新陈代谢是个客观法则，人们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约，人们的观念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约。“中体西用”是在这种制约下提上日程的。鲁迅说：“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自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国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人们还是莫明其妙。36”当“大多数人还是莫明其妙”的时候，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个进身之阶，有个“用武”之地，这就是一个进步。而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是很难完全如愿的。开明的人们在于看到这个事实，因势利导，马建忠、张树声、邵作舟等人的话表现了这种趋向。这是新陈代谢对人们又一个方面的制约。这个制约与前此取决于历史条件许可的制约不同，而是受历史的诱导，叫人们不应该停留在原有的起点。
三
当洋务运动开展之后，为接纳西学的“中体西用”思想在上层领域里缓缓地流动，首先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跟着则是来自参与洋务、有志西学的人的批评，这两种人的声音对准的目标是一个，权衡二者对中国的利害是相等还是两样，为我们考察“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时又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封建顽固派视西学为妖魔。在保护“中体”的前提下延纳一点“西用”，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一丁点由西方传进来的东西，就大嚷是“用夷变夏”。1867年，同文馆决定招选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时，大学士倭仁带头反对说：“何必师事夷人!”一唱十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弹折很有代表性。他说：“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洋枪之理乎?37”这样一点小小的改进，经他们一闹，一些原想入馆学习的科甲人员也裹足不前了。以致洋务新政中首办的这所有利于“西用”的学堂，就很难获得发展。他们总以中国的圣道“明体达用”，浑然一体，好得很，就这样梗阻不允许混进“西用”。他们不仅攻击西学，也攻击提倡西学的人。如郭嵩焘出使英法时所写的《使西纪程》，是早年中国人横渡大西洋的西游记，述其所见所闻，为认识世界、沟通中西文化作参考，对泰西的法度和设施颇有赞词。李慈铭看了，诟他“不知是何肺腑”38，王闿运则骂他“殆已中洋毒”39，李鸿藻且“逢人诋毁”40。以致书被毁版。综观郭嵩焘一生，因赞成西学，倡办洋务，备受撕咬，终至抑郁而死。
至于来自参与洋务、有志西学的人的批评，就他们批评的内容来说约有三个方面：一、指责其“徒袭皮毛”，“遗其体而求其用”，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二、指责其因循苟且，经营非其人，徒掷干百万有用之财，成效甚微；三、指责“官督商办”是“国家之厚敛”，“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持这种批评态度的人不少，类似的言论也多。再引钟天纬的一段话为例，他说：
“刻下中国设局置厂，制造枪炮丸药、兵船铁甲诸务，非不借用西法，刻意经营。但外强中干，徒得其糟粕枝末，而未尝窥其精微，仍是粉饰习气。欲挽回大局，岂仅在船坚炮利区区末艺之间，即小小补苴，仍无补存亡之大计。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兴学术，定庙谟，去蔓蔽，收人才，通民情，采公议，而其尤在官民一力，上下一心，富必求其民生之本富，强必求其风气之自强，使闾阎家自教战，胜于国家之练兵，使闾阎家自求财，胜于国家之厚敛，人人明格致而制造自精，人人勤治生而利源日辟，合中国三百兆人谋之，何患不济！若东开一局，西设一厂，岁靡县官千百万金钱，而仍无丝毫实际，则何益之有哉！”41”
又如宋育仁则说：
“其号为通洋务者，又以巽懦为能，以周容为度，以张惶畏葸为功，言交涉则讲求语言文字、交际晋接之间，屈己伸人，以苟且无事；言海防则鳃鳃然敝精竭力干利炮坚台、鱼雷铁舰之属，岁掷帑金千万，以苟且侥幸于一时，弃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42
这些话，有的是直接指向“体用”问题的，如钟天纬所说“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富必求其民生之本富，强必求其风气之自强”。宋育仁所说“遗其大体”。其他多是指向洋务设施和主持人的，也间接和“体用”有关。钟天纬、宋育仁这些人，或者因懂西学而厕身洋务活动，或者以言论久被视为早期改良派，无疑都是赞同“中体西用”宗旨的，他们的词锋所及，却在怀疑和触动“中体西用”。这是洋务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既反映了言者在行进中和宗旨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言者和行者之间的矛盾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看来自相柢牾，却比固守圣道的封建主义者的攻守一致要好，他们是想顺水推舟而不是逆水行舟。
反过来，我们看看封建主义者是怎样攻讦的。他们在戊戌政变时大放厥词地说：“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如大逆康有为等皆以中学兼通西学者，自应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称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学，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向使纯务中学而不通西学，世间无此种全才，焉有此种非常之祸。”他们主张“明查暗访，如有私肄西学、谬称讲求时务者，立即严拿，奏明重惩”43。在他们的眼中，“中体西用”是祸根，“私肄西学”是钦犯，世间没有比此更严重酌“邪说坡（改言旁）行”了。
所以，攻讦者和批评者对准的目标虽是一个，但决不能相提并论。攻讦者对洋务对西学是敌视，是堵塞事物的新陈代谢，批评者对洋务对西学是诤言，是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就以史学界通常划分的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三者的分野来说，作为早期改良派的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同洋务派的关系固然是互相联结，几乎是荣辱与共。但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被称作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张的首倡人，他与洋务派官僚素昧乎生，1860年他访问太平天国向洪仁开提出了新政建议，却没有接受洪仁玕对他的真心挽留，旋即离去，他没有向清廷的顽固派找出路，而是投向了曾国藩、丁日昌，帮助洋务派创办江南制造局，带领留学生赴美，与封建顽固派始终无缘，他的留学生计划后且横遭顽固派的摧残。这不是谁去左右了容闳的去就，而是他的自我选择。我并不是说容闳投得其所，但从这个久在美国而热爱祖国、终生为促进祖国进步事业出力的改良派人士的去就，不难看出改良派同洋务派、顽固派的关系不是等距离的，而是有亲疏之别的。王韬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这种关系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也还依稀可辨。
其实，对于“中体西用”的严峻批评，还是经历甲午战争实战的人们。他们原想李鸿章经营了二十年的北洋海军，敌日本是亦无不足的，谁知竟如此不堪一击。就在北洋海军被歼的当时，海军衙门要幸存的海军官佐总结教训，条陈海军惨败的原因。那些官佐各自列写了他们的感受和认识，在“盛宣怀档案”中有七八份这样的条陈。“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徙合写的一份条陈中这样说：
“我们地广人众，沿海甚多，不能不设海<军)护卫，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44”
另一兵舰的千总郑祖彝所写的条陈中则说：
“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用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45”
这几个写条陈的海军下级军官，他们的认识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出生入死中得来的。虽然，他们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而成立的海军中工作，但他们不一定知道有“中体西用”这条宗旨。因为“中体西用”只是洋务官僚和采纳西学者的指导思想，并不是清廷的国策，军中还只有“圣谕广训”和军事技术方面的教育。然而他们的话却是命中了“中体西用”的靶子的。所说“必全按西法”，“均当仿照西法”，决不是后来的“全盘西化”思想，而是指海军这种近代化军事建置就得按近代化的“西法”去管理。本来北洋海军的兵舰主要是从英国、德国买来的，舰只管带多是到国外学过海军和驾驶技术的，舰队也是仿西法编制和雇请洋军官训练的，何以“与泰西不同”?关键“缘为我朝制所限”。
“朝制”就是封建的“中体”。所说“与中国合宜者用之，不合宜者去之”，也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要从事物的条件和需要出发，要适合中国国情，而是以是否不违背封建“朝制”为取舍准则的，以“中体”限制“西用”，所以“难而尽仿”，“难而操胜算”。这是他们的切身体会，比一般批评更切实际。亦即有人所指出的：“我中国则以积习因循而行西法，观其外，西法也；察其内，无一西法。”46
这也是一种国情，妨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国情。
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破产，是对“中体西用”宗旨最残酷的批评。经此剧变，没有被硝烟和波涛吞没的官佐长了一智；许多钻研经籍、流连诗文的知识分子，也在救亡图存的呼唤下前进了。如谭嗣同，他痛切地审察政治得失，沉思事变的由来，为了回答“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存”的问题，就“道器”、“体用”的关系，在1895年七八月的《报贝元征书》中发表了深刻的意见，一面从理论上批判了“中体西用”的不当，一面也是从“中体西用”的实受中对接受西学的检查和发展，把王韬的“道不能即通，则假器以通之”的观念提到了较高的水平。他说：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后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邪?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
这段富有哲理的文字，论旨很鲜明：一、明示“道”为“用”，“器”为“体”，有物有则，把颠倒了的“道器”观、“体用”观颠倒了过来。二、论证“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把“器”可变而“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否定了。三、确认“道非圣人所独有”，“尤非中国所私有”，“彼外洋莫不有之”，既剥夺了圣人对“道”的独占权，也把“中西”和“道器”互相分离的误解辨明了。
谭嗣同这番议论的价值，在于破了“中体西用”的防线，为推动维新变法运动扫去思想障碍，是时代脉搏的跳动。
北洋海军的实际检验，谭嗣同的理论考察，清楚地表明：“中体西用”原先引进西学的作用日益被“中体”所困扰，要前进一步是那么艰难。一些厕身洋务、附会西学如张之洞这样的大人先生们，不是扩大眼界使自己去适应客观事物，而是要客观事物来适合自己的胃口。洋务运动破产了，作为观念形态的“中体西用”，并不会像下沉的兵船一样很快从海面上消失。所以甲午战后的两三年间，人们在筹建京师大学堂、创办南洋公学中，仍要把“中体西用”悬为办学的准则，惟恐偏离。即以康有为而论，他擎起的变法旗帜，在于改变封建的政治体制，仍得“托古改制”，托之孔于，托之古圣先王，不敢公然背叛“中体”。这里埋伏着一个不易为人们觉察而有很大约束力的历史隐秘，即“中体西用”一方面采纳西学，是进步的，却带来了祟洋思想；另一方面固守“中体”，是保守的，却又依托于民族性。在光绪帝宣布变法、广开言路的日子里，河北丰润县增生赵桂胜在其陈述己见的呈文中，说到“不行新法，终难致积弊之除”，又担心受“外夷摇惑”，因此主张治事要用“西法之实”，而不可“显更其名”，以保持中国的“仪型”47。这位赵先生所透露的正是深藏的不可怠慢的民族自尊心。不合理的依附于合理，失去时效的仍有时效。张之洞的《劝学篇》挟“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调门，在实行变法的时候仍然不胫而走，就是这种历史的作用。如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的《请变通书院章程折》说：“顾深诋新学者，既滞于通今未能一发其扃钥；过尊西学者，又轻于蔑古，不惮自决其樊篱48。当时，这是被看作公允之论的，恰与张之洞的《劝学篇》同一副腔调，同一种姿态。
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用”中前进的，但不少具体兴革又是以“中体西用”的词旨为号召的。因为有些人还在固守这道防线，又有许多人还刚刚才找到这种使他们可以接受的中西文化结合的形式。就这样，“中体西用”在一些人中失去了时效在更多的人并没有失去时效。
戊戌维新运动过去了，义和团运动也过去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力已经兴起，革命已在取代改良，“中体西用”旗号下的志士处于大分化中，“中体西用”还没有咽气。1901年初，逃往西安、准备回銮的慈禧太后也宣称要变法了。这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疏》，提出“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的新建议，承认封建的“中法”并不那么完美，需要“整顿”；而且把主从分明的“中体西用”改为并列的“中法”、“西法”。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变化。但是“江楚会奏”的内容，大体仍是“中体西用”的脉络。次年，严复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其中引述别人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严复然后申论道：“故中学有中学的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俱亡。议者必欲合之为一物，且一体而用之，斯其文义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焉望言之可行乎?”严复用逻辑推理对“中体西用”的这一批评很有名。前此吴廷栋也有类似论断：“尝谓世无无体之用，亦无无用之体。有用而无体，其用只是诈伪；有体而无用，其体必多缺陷。”严复的话说得虽较晚，但并不是失去时效的无的放矢，因为“中体西用”作为政治社会思想还有它的实际作用，“江楚会奏”之后的清廷“新政”仍未远离此旨。严复用逻辑推理批评“体用”分立的谬误很有说服力，然而它毕竟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难以析明中西文化的异同及汲取西学的途径。一切事物固然各有“体用”，不能强分为二，而任何健全的“体”又是不会拒绝一切有益的养料的。
“中体西用”作为兴革政治、教育的宗旨，随同19世纪末年及稍后的国内政治风云已经消逝；作为思想流派及影响延续的岁月却较长。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之后，科学地认识和分析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阐明“体用”的一致性及其内在矛盾，才有可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