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或旧学，西学或新学，一方是“道”、“体”、“本、“主”，一方是“器”、“用”、“末”、“辅”。为了明了19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这种区分，有必要进一步说一说他们称道的中学和西学各自的含义和内容是什么?以辨明其“体用”关系。
《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两句不可分割的权威性古语，是历来哲学家政治家阐发的命题。王韬、郑观应等都借此以概括和区分中学和西学的不同；汤寿潜也说：“盖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守者形下之器。16”廖平则在肯定“中道西器”的区分后，主张中西各取对方之所长，以补自己之短。他说；“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乎形上之道。17”他们所说的“道”和“器”，易言之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其他如“体用”、“本末”、“主辅”等词，虽常因譬举的广狭不同而含义各异，但在区分中学西学时，也与“道器”一样都先验地要表明中西的主从关系。所不同者，“道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本末”、“主辅”是对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体用”则二者兼之。《易经》上的”道器”观，“器”原指一切客观事物，“道”是指事物的道理，并行不悖，“道在器中”。堪称为洋务高才生的钟天纬18，他对此加以推论道“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所由分也。然其实言道而艺未尝不赅其中，言艺而道亦究莫能外。其源流固无不合也”19。除了说形而上的“道”已为中国的先儒尽情发挥外，他在这里阐明了两点：一、中西各有侧重，“中国重道而轻艺”、“西国重艺而轻道”，不是各有其一。二、“道”与“艺”不是孤悬于另一方之外的，而是“道”中有“艺”，“艺”中有“道”，“其源流固无不合”。
对于中学，他们率多以抽象的“道”来概括，也可以从上引的许多人的话中看到各种表述：或说“伦常名教”，或说“四书五经”，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其核心则为“伦常名教”。这个核心他们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却是谭嗣同在《仁学》中所抨击的，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的所在。
至于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物出场的，对近代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怎样认识和汲取它，是一个艰辛而曲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