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这个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是一个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命题。它包含两对范畴，一是“中西”，一是“体用”。中与西是欧风美雨东来之后产生的对待之词，不单是区域名称，而有着不同生活和不同文化的丰富内涵；“体”与“用”运用的面很广，涉及的范围常因论旨而异，是一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和另一对更古老的哲学范畴“道”与“器”常发生联系。怎样运用它们，有唯物和唯心之别。本来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自的“体用”，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与同一国度内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既否定又吸收的形式相比，是被逼拶得变了形的。
长期以来，学界视“中体西用”为洋务派的思想体系，而又具体地挂在张之洞的名下，一说到“中体西用”仿佛成了张之洞的代号。这种印象是否完全符合事实，不妨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产生及其阐发过程寻个究竟。
“中体西用”思想，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那是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的两句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话说于鸦片战争期间萌发的“师夷之长技”二十年之后。不管冯桂芬属于什么派1，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狂潮正向中国猛烈冲来，当之者靡，“采西学”，“制洋器已无可回避，怎样采?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他谨慎地回答了。随之，一些留心时务与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对此大都有所探讨。李鸿章在派学生出洋的“应办事宜”中说：“考查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酉学，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圃于异学。2”他是针对出洋学生讲的，所以说“兼讲中学”，是怕他们被西学熏染，在“肄习西学”中要用中学来护其本，“尊君亲上”。郭嵩焘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中国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3他说得很圆浑，着眼于一个“遭”字，一个“顺”字，然后落实到“用”。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的《变法》篇说：“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这两句话从文字到立意，与冯桂芬所说十分吻合，他们虽然没有揭出“体”与“用”的对待之词来，却表达了灵犀相通的“中体西用”思想，冯桂芬与薛福成的话表达得很清晰。
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王韬，在七八十年代写的大量文章中，涉及“中体西用”这个宗旨的话甚多。如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4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