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日黄昏，我和叶挺同志到财政厅的天台观察各处战斗情况，看到敌人从观音山下来，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认为再坚持只能是作无谓的牺牲，于是下决心撤退，因为张太雷已在中午牺牲，省委已无人领导，我回公安局，找到黄锦辉同志，我们两人分头通知撤退，我通知教导团，黄锦辉同志通知赤卫队。我在公安局看到恽代英、陈郁等省委同志，告诉他们敌人已打进观音山向城内前进，赶快撤退。这时正好有一批敌人冲到公园前，我和一个朝鲜同志在那里和敌人打了一阵，那人朝鲜同志是个机枪手，作战很勇敢。这股敌人退去之后，在指挥部内找不到负责人，形势紧急，而暴动队伍又缺乏统一的指挥。教导团是正规部队，队伍较容易集中，一接到通知，即开始撤退。赤卫队多数分散在各区作战，较难集中，结果还有许多来不及撤出，最后在和敌人巷战中壮烈牺牲。
十三日上午，国民党军阀李福林部由河南渡江，各路反革命军队大举反扑，广州暴动终于失败了。现在看来，广州起义，作为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镇压，在我们党的斗争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失败是很难避免的。暴动失败后，敌人很嚣张，全市宣布戒严，晚上不准群众出门，敌人到处搜查，搞得人心惶惶。暴动工人牺牲很多，外省籍的人牺牲也多，敌人凡捉到不懂广东话可疑的人就杀。我回到住处，不敢立即进门，坐到天亮才进去，我和杨剑英同志于暴动失败后还在八旗会馆对面我暂住的那间房子呆了三天，然后化装成商人到香港。
我到香港后不久，省委要我去韶关一趟，任务是去和朱总司令所带那支队伍取得联系，并通知他们广州暴动已失败，可向湘南一带转移。我到韶关马坝时，朱德同志已带队伍走了。锦辉同志则被派去追寻教导团，经花县附近被捕牺牲。广州暴动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和检讨暴动失败的原因。会议由中央派李立三同志主持，他指责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而采取惩办主义，处分了很多同志。省委把这个决议送到中央后，中央对李立三同志这个做法不同意，派周恩来同志来处理这件事，对大批处分同志提出了批评。
以后，省委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广州起义，正处于革命低潮，广州市的许多群众组织受破坏，省港罢工工人很多已回香港。在这种情况下，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形势下，企图以城市武装暴动而长期占据广州建立广州苏维埃。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为一个军事暴动，发动了兵变之后，把部队从城市撤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则是正确的，而且完全是可能的。
广州暴动时，对这一点是不明确的。暴动只坚持了三天，终于遭到了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教训。革命的人民，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城市发动了军事暴动之后，如何将斗争坚持下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必须将起义的队伍迅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发展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游击战争，在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使暂时处于劣势的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斗争锻炼，以取得敌我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最后将敌人打倒。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思想。这一点，对于今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斗争来说，仍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