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以后，成立十一军，叶挺同志任军长，我任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自五日以前陆续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沿途没有注意群众工作，许多群众对起义军的性质不了解，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虽然把许多追击的敌人打垮了，却没有注意到要把敌人消灭，而自己在行军和战斗中也伤亡很大。天气炎热，士兵害病和减员现象相当严重。我军进入广东潮汕地区后，由于部队长途行军得不到适当的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集结了优势兵力向我军进攻。我军终于因众寡悬殊，在揭阳、汤坑、流沙一带转战中遭受到挫折。失败后除董朗带一个团转入海陆丰苏区，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经赣南转粤北，在发动了湘南起义后转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之外，南昌起义大部分部队被打散。我和周恩来等几个同志，则回到香港，找到了省委。
广州暴动前一星期，省委派我和杨剑英同志由香港来到广州，与原广州的黄锦辉同志一起，参加起义准备工作。当时住在八旗会馆对面的一间房子里，晚上回去时，也不敢叫门。第二天，房东看到报上消息登载，我们以米店作掩护的机关被敌人破获，搜出了手榴弹。而这间米店正是我租房子时的铺保。房东趁机敲竹杠，要我另找铺保，或另给押金，否则，要立即搬出。我给了他五十元港币之后，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这时已不是以武装起义夺取城市的时机。
从广东来说，由于大革命时期党在群众中有着较深厚的基础，虽然经革命政变的打击，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捕杀，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解除，党组织已被迫转入地下，但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些革命力量，但也不平衡，当时东江的基础好，力量强些。因而，广东各地（主要是在农村）的革命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地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广州暴动前，广州的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斗争是不断高涨的。
到十月间，张发奎军阀部队开入广东，他们为了要和桂系军阀争夺广东地盘，正在酝酿军阀战争。当时，广东的党组织团和警卫团有着相当大的力量。尤其是在教导团方面，在一千三百多名下级军官中，有二百多个党员。
教导团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的。这些情况，敌人是了解的。并且，已经准备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面临着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呢？从现在来看，在该不该及可不可能搞暴动这个问题上，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当时的办法不外是两条：一条办法是继续潜伏下去，待机而动，这条办法事实上是行不通，在我们发动之前，敌人已先下手，我们实际上是等待敌人来捕杀；另一条办法，而且也只有这条办法，就是搞兵变暴动，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然后，迅速把队伍撤出来，转移到农村（比如海陆丰）去坚持武装斗争，这是完全有条件的，有需要也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