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个春天，又把蒋介石推到是战是降的历史关口。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就干了一下。
本来，他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船票、护照、行李都准备好了，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就连一个小小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老蒋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罪”枪毙他。没办法，为了忍辱负重，他只得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以免让人抓到小辫子。
尽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军都快被中共党员架空了，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军事首长的命令竟不能生效，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主官。而且，控制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员一样，是蒋委员，后面还没带“长”。他要北伐，他们就说好啊、行啊，你就率军渡海，从塘沽登陆吧。差点弄出一项创世纪的抢滩登陆战，没把他气晕，就算有运输能力和后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炮台是吃素的吗？不仅如此，这两位还专门给他罩上“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紧箍咒，只要一纸决议，就可以让他下岗。
打国民党的地盘，让共产党做主，还被两面夹攻，左右受气，搁谁受得了？“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1926年3月17日的这段日记，再清楚不过了地表明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煎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老蒋想一走了之。
他的秘书陈立夫后来回忆说：
在快到长堤码头的时候，我就问蒋先生：“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那是我年轻气盛，并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所以就顺口问他，蒋先生也未责怪，他听后就吩咐司机开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机再把车开往码头。这时，我又问蒋先生：“如果我们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先生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寓所。”
于是，随后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