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重塑传统的需求，正是因为历史的断裂所产生的。从东汉到隋唐、从隋唐到北宋以及南宋，都有不同长短的分裂期。这种分离时期的存在，使得史家更为注意"正统"，即过去与将来之间的联系。为了建立这种联系，史家就必须根据需要重写历史，以便更好地表述历史的演变。宋代欧阳修的"新"史，就是一个很重要和明显的例子。欧阳修新修的历史，不但是在重塑过去，而且是在构造现在和将来。在唐宋以来，由于文化传统的剧烈变动，这种对历史加以重新整理，提出新解的举动，并不少见。"三通"的写作，乃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表现了这样的企图。这种对通史的热心，虽然上承司马迁，但也与中国的历史思维传统十分契合。因此这些着作的出现，大致上都得到不少好评。
到了明清两代，文网日密，史家着史，往往招致杀生之祸，因此到了清代，便盛行考史、评史，在考评中抒发己见，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虽然清代的考据家以考证为业，但其实他们仍然具有"通史"的眼光，如清代三位历史大考据家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的作品，都没有局限在一两部朝代史，而是企图评论许多部"正史"，以求对以往的历史，有一种通盘的瞭解。他们的评注，也往往掺杂了对历史变动所做的解释，不仅是一种文字上的订正而已。
既然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有如此悠久的思维传统，因此到了十九世纪，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史家自然又承担起重修历史、重塑传统的任务。在起初，魏源、徐继畬、梁廷柟等人的着作，只是想"开眼看世界"，将在明代中期中国闭关以来所产生的剧烈变化，告知国人。他们的着作，为重修历史，建立了必要性，也为政治上的变法，提供了理论论证。甲午战败的惨痛，使得人们更加认识到变化的必要和必然，因此许多青年人去了日本，他们想寻找的不但是西方成功的秘密，而且是"西化"成功的秘密。他们的日本之行，为中国史学的革新，提供了便利的样板。日本史家不仅用"新式"手段写作历史，而且写了"新式"的中国历史。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流行，就是一例。梁启超的《新史学》，也直接受到了浮田和民的启发，而"国粹学派"的"国粹"两字，则是日语的直接借用。既有重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又有东洋近邻提供便利的样板，加上那时的人视"西化"为富强之道的认识，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大幅革新，因此就变得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