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新政权的建立培养了新的反抗者，反抗者的努力也同样不利于新文化的发展。在革命的高潮中，由于积极的宣传和鼓动，农民运动的烈火借着国民革命的东风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被发动起来参加革命的农民当然不满足于只为革命做牺牲而没有自己的利益。于是，在江西、湖南等地，穷苦农民进行了翻身的尝试：“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１９２７年横峰年关暴动的组织者方志敏也曾这样写道：“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这对于信仰阶级斗争学说并致力于阶级翻身的人们来说当然一点都不可怕，但对国民党的大多数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贫穷的农民在革命中要求直接的利益，要保护其革命积极性就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作为保守的方式，他们所做的只是抗拒沉重的租税，逼迫地主减租减息；而作为激进的方式，却是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甚至行施一切生杀大权。
但是，农会的行为毕竟不是政府行为，因为农民运动虽然是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到来而进行的，但是，毕竟没有政府的法令可依，也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依靠。这就导致了富裕农民反抗的可能。他们纷纷组织民团或雇用打手，以破釜沉船舟的态度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利益不受侵害。于是，恶果出现了：地主豪绅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轮番纷纷被杀，不少农村处于血腥的恐怖之中。在一些地方，贫苦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得到了国民革命军的支持，在另一些地方，则不一定得到支持，因为军中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并不一致。就在毛泽东等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时，国民党的大多数已对此不以为然。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军官们已经无法忍受自己家中被抢、亲人被杀的事实，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集团也不愿承认这种翻身运动的合法性。他们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
张国焘曾经如此说过：“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正是这种“实情”使得鲍罗廷最后也不得不主张应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并特别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但是，正如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到的：“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台。”矛盾的确难以解决。
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无论是乡村的农民运动还是城市的工人运动，都转眼间风平浪息了。手段当然是残酷的，工农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付出了血的代价，组织发动者也受到了清洗。
然而，屠刀和鲜血必然培养着激烈的反抗者。历史没有理由要求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反抗者以平和的态度走向渐进的变革之路，而一旦走向暴力革命，就必然要更多地借助传统资源，并最大程度地迁就和迎合古老传统之下形成的国民性。翻身的强烈愿望必然象救亡的迫切任务一样，冲击着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延缓着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文学社团所做出的正是这样的选择。
正是在各方面因素构成的合力之下，中国新文化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