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革命高潮对五四新文化的瓦解
在国民革命从发动到高潮的过程中，重组之后的国民党接受了来自苏俄的影响。苏式极权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瓦解。
由于种种原因，国民革命无法拒绝苏俄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是道义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革命需要钱，任何革命家都不曾依靠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钱发动革命。国民革命军也需要吃饭，需要购买枪支弹药，这些都需要钱。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大都离不开外来的援助。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一直在苦苦寻找外援，却一直找不到所谓“平等待我之民族”。在国民革命高潮中，文化的走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
（一）为了鼓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国民党最大限度地助长和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对此，研究者一般把它解释为民众自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危机感。然而，只要认真考察，就可以发现，民众自发的民族主义往往是被夸大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并非民众自发，而是政治宣传和引导的结果。国民革命高潮中的民族主义潮流与其说是源于民众的爱国情感，不如说是源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源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源于国民党当时的斗争需要。原因当然是复杂的：首先，鲍罗廷所代表的苏联的作用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反对帝国主义正是苏联的重要战略。其次，它与英、日等国对北京政府的支持有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谓“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界限是不容易划分的，正如在国内对“军阀”的界定没有可以掌握的标准一样。历史留下的只是一些这样的事实：当大元帅要求分享广州关税而遭到北京政府拒绝的时候，孙中山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并任命自己的官员。这自然危及到列强的利益，激化了国民党与列强的矛盾，甚至导致一系列后果：“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象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孙中山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与列强的关系开始严重恶化，这迫使他更进一步地走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也使他更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和共产国际。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这种基本的路向在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人那里延续了下来。
从１９２５年开始，被调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一种文化上的行为，反基督教的活动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反对西方教会的活动在革命的策源地搞得轰轰烈烈，甚至军队也象群众一样参与。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表示支持反基督教的运动，并且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和刊物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服务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一些革命领袖看来，西方文化是与革命对立的东西，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同时反对西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