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仍期望缓和中日关系。1935年2月，南京政府先后颁布《取消抵制日货令》和《废除排日命令》，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5月17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将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6月10日，南京政府又颁布《邦交睦邻令》，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尽管南京政府试图改善中日关系，但日本侵略之心未改，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1935年6月，日本以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东北义勇军一部分退人长城以南的停战区为由，指责中方破坏《塘沽协定》，并调兵威胁。6月9日，华北日军向北平军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提出了苛刻要求，要求中方罢免河北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取消河北省内所有的国民党党部及在中国禁止排日活动。何应钦以复函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的形式接受了日方的要求，人称“何梅协定”。
与此同时，日本利用察哈尔张北事件，迫使南京政府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随后，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的交涉中，日方要求将《塘沽协定》的中国撤军线延伸到察哈尔境内，中国军队从此线的以东以北地区撤军。6月27日，秦德纯对日方的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并同意撤销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党部。此为《秦土协定》。
日本在从冀察两省驱逐南京中央势力的同时，加紧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1935年11月25日，日方策动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统辖停战区内的22县，脱离中央政权，实行“自治”。南京政府一方面宣布拿办殷汝耕，一方面又作出妥协姿态，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此后，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来管辖冀察和平津。
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发生变化。1935年¨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若以忍耐而求和平无望，则应“下最后之决心”。对于“最后关头”的具体限度，蒋介石在1936年7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们遇有领土主权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办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略，就是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1936年9、10月间，中国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先后进行了七次有关调整中日国交的谈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936年11月，伪蒙军人侵绥远，中国军队予以抗击，给伪蒙军以重创。绥远抗战的胜利，给全国上下以极大的鼓舞。南京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面也渐趋坚定。南京政府决定不再与日本进行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12月7日，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了中日间调整国交的谈判经过，宣布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结束中日间调整国交的谈判。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外交政策有所调整。中国积极加强与欧美列强的联系，集中精力应对日本。1933年6月，中美签订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7月，国联成立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加强与欧美的经济联系，进而寻求在政治、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以扼制日本逐步升级的人侵。
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改善，日本表现出敌视态度。1934年4月1713，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针对西方列强的声明，声称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是日本单独的责任，无须他国干涉。如果他国暗助中国，日本不能置之不理。“天羽声明”隐然有把中国视为不容其他国家插手之地的东亚霸主意味。
日本的敌视并不能阻止中国与欧美列强接近的步伐。1935年9月，为帮助中国应对因白银大量外流而出现的金融危机，英国政府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协助进行币制改革。¨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实施币制改革的紧急命令，宣布实行新的法币制度。命令规定从次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来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此后一切支付以法币进行，不得再使用现银。所有银本位币或银币、生银限期3个月内兑换法币。尽管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英、美、日三国货币都有联系，但实际上只与英镑挂钩。
日本对于体现出中英接近趋势的币制改革表示坚决反对，指责此举未获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各国的谅解，目的是要使中国“隶属英资本F，同时更谋驱逐日本势力”，日本对此不能默视。日本政府指示日本及朝鲜等在华银行拒不交出所存白银，并尽力阻止法币在华北地区的流通。
此后，因美国停止收购白银，国际市场银价暴跌，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币制改革。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收购白银的紧急要求。1936年5月，中美以备忘录及换文形式达成《中美白银协定》，美国承购中国7500万盎司白银，另接受5000万盎司白银，作为2000万美元贷款的担保。白银协定的达成，稳定了法币发行的准备基金，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对于币制改革的成功与中国经济的复兴具有积极作用。它也标志着中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