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的直接原因是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
卖国政策，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是反清起义的爆发和革命政权的建立。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刘光第长子）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以巧妙而隐晦的言词，一方面要川人“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
接着，《商榷书》提出保护官长、维持治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与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设立炮兵工厂、修筑铁路等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商榷书》还说：“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商榷书》中虽然没有“暴动”、“革命”等激烈言词，但实际上是以“商榷”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四川独立。《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出现，既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大造了舆论，也为急于寻找机会镇压保路斗争的川督赵尔丰等人提供了口实。
赵尔丰一口咬定《商榷书》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品，所提条件“隐含独立”，“俨然共和政府之势”，于是，把“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等罪名扣在立宪派的头上，并加紧调兵遣将，于9月7日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斗争的领导人、制造屠杀成都保路民众的大血案。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造成群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杀保路斗争。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
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