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技术人员所作的技术工作，为洋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初期的洋务军工企业，大多是由前期的洋务技术人员独立主持制造工作的，在没有洋技师指导的条件下，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才能，以比较简陋、落后的手段，制造出了最初的一批产品。
徐寿等人在1865年（同治四年）制造成功的第一艘机器轮船――“黄鹄”号，是洋务运动中制造成功的我国第一艘大型轮船。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安庆军械所开始研制西式机器轮船。他们参照翻译过溃鸫的技术书籍、图纸，首先花了三个月时间，试制成了汽机模型。他们曾把这个模型送到曾国藩处表演。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演试的情形：“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其法以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验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汽机模型试制成功后，徐寿等人便开始着手试制轮船，经过反复试造，终于在三年后造成了“黄鹄”号轮船。这艘木质明轮船载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筒，每小时约行二十里。这是我国独立设计制造成功的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
徐寿、徐建寅父子，以及华蘅芳等到上海江南制造局后，被派主持继续造船，数年间又陆续造成了“惠吉”等七艘轮船。他们还自制成功强水、棉花药、汞爆药等。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王世绶和后来总办湖北钢药厂的徐建寅，还先后研制成功了当时国际上也属比较先进的无烟火药，使我国的火药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使这些制造弹药的重要材料不再单纯依赖外国。
主持广州机器局技术工作的温子绍，“精于机器”，“深谙西法”，不雇用洋人，六年间便主持造出了枪炮以及“火箭”、水雷各项，“无不合用”。其中“格林炮一项，灵巧不让外洋，而价值则减大半，是以直隶各省纷纷来粤购办”。他还主持自制成内河小轮船十六号，并试造成供守海口的“蚊船”（即炮舰）。
山东机器局技术人员曾昭吉，独立仿制成英国新式后门枪百余杆。后来他主持创办四川机器局，仍然不用洋人，仿造成外洋枪炮火药等，并创制成水轮机，代替蒸汽机作动力，经费可比锅炉火力省至一半。
但是，这些由洋务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的制造工作，毕竟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并且间用手工，因而所出产品往往或质量较差，或成本较高。如曾昭吉在山东机器局虽然仿造成英国新式枪一百多杆，造价也比向外国购买节省一半多，但质量却低劣。李鸿章的淮军在演试山东局所造枪枝时，发现“机簧不灵，弹子不一，准头不远”等毛病，因此后来并没有大规模投入生产。曾昭吉后来在四川机器局又曾造枪，仍由于机器不全，间用手工，故零件大小厚薄不均，演放时因枪筒大小不一而多有走火，或不能合膛，而且用费已超过外购价，因而不得不停止铸造枪枝，而只造弹药。
赖长在福州机器局时，也曾试造枪炮但因既不合式，造价又高，不得不停造。赖长在兰州试织成洋绒后，由于“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而且“水轮机不及洋制火轮为速”，毕竟比不上外国现成机器，便呈请左宗棠向外洋购办全付织呢织布火机，并雇请了六个德国技师和工匠督工生产。但终因质量低而成本高，三四年后也不得不停工裁撤。
由于这些由洋务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的洋务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所以往往只能造一些较简单的物品，如子弹、炮弹以及器械零件等。而那些制造枪、炮、轮船等较大的厂局，则只有雇用洋人主持技术工作。
到洋务运动中后期、洋务学堂毕业和留学回国的洋务技术人材逐渐成长，由于他们受过比较正规、系统的专门技术教育，技术水平较高，更加专门化，他们逐渐承担起一些比较重要的技术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