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来到中国的某些外国人，傲慢粗暴，趾高气扬，甚至犯罪作恶，无法无天。对于那些侵略分子、犯罪分子，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朝廷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规定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这不仅妨碍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有效地抵制侵略者。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开广州很远，茶丝都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到广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损坏霉变。清朝廷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许茶丝就近出口，硬性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朝廷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数十年对外贸易积累的巨额资金，通过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费的无穷欲壑，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朝廷还制定了种种苛细烦杂的规条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隔绝。清朝廷自己就说；“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