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康有为
康有为和谭嗣同是新文体的开路先锋。康有为的文学创作，诗文兼工，著称于时。他的散文除学术性的专论外，大致分为政论、杂文和游记三类，其中以政论的影响最大。康有为有意识地摆脱了传统古文特别是桐城古文的束缚，思想奔放，辞锋犀利，热情饱满，直抒己见，畅达明快，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冲破桎梏、力求解放的趋向；所写散文或散行，或骈偶，偶多于奇，朴实自然，使他的散文具有一种纵横开阖、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瑰玮雄奇的独特风格，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先导。谭嗣同主要精力在从事改良运动的理论著述和实践，文学创作只是“余事”。但仍然诗文兼工，写了不少优秀的诗文作品。在散文创作方面，谭嗣同努力打破骈文、散文绝对分界的局限，力求创作出有自己鲜明特点的骈散相间的新体散文。谭的政论文写得汪洋恣肆，层次清晰，浅近流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为梁启超新文体的正式形成作了铺垫。早期白话文的代表作家有秋瑾、陈天华、邹容和黄小配。秋瑾写作了不少像《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敬告我同胞》、《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内容充实，文字浅显的百话散文。陈天华撰写了不少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宣传反帝爱国、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论文，他还以广大民众喜见乐闻的说唱形式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在当时的影响甚大。邹容写作了具有强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军》，他的文章洒脱奔放，语言比新文体更加浅近通俗。黄小配写作了标志我国报告文学诞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五日风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