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因为长期战乱严重破坏而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的残破的社会经济，清王朝采取了变更土地产权（即实行更名田）、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1645年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恢复到6．08亿亩，1754年增加到7．08亿亩。加上不在册耕地，到乾隆年间全国耕地实际上在10亿亩左右。清代人口从1651年的6000万增加到1691年的1亿左右，1761年达到2亿，1801年达到3亿（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另据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人口占世界总数的35．5％（（美）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实际上这时清朝已经走向衰落，如果以179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中国的比重还要高得多。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清朝社会财富和清朝廷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储丰富。1777年（乾隆42年）国库存银多达8182万两，成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有力见证。
清朝入关从顺治到乾隆中期，经过4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耕地和人口成倍增长，中国历史进入自唐宋以来又一个高峰———康乾盛世。在清初100多年的持续上升和繁荣时期，清朝战胜了内外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清朝的国力和声威也达到鼎盛。一个空前广阔、统一、繁荣、强盛的大清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之一：腐败
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疯长，正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当朝廷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自我感觉良好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衰落紧随鼎盛，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惊人地相似。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繁荣，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开刀，补充国用。同时，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后，是非正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这些不正常的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亡的端倪。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