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鸦片烟毒泛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官绅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他们纷纷建议严禁鸦片，并把鸦片之害与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黄爵滋指出：鸦片不仅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清政府的财政金融危机，而且也对中国人身心造成严重危害，他称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槁入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包世臣指出：英人“三十年来，造作鸦片，以害中华，每岁取中华银不下四五千万。”陶澍则痛斥“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魏源也称“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进步士人对鸦片祸害的看法和对危机的分析，他写道：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对鸦片流毒的担忧，不仅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而且也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反响，并触动了清朝统治者麻木的神经，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危机的来临，从而下决心严禁鸦片。
发现危机，发出警告，要求应变，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契机。鸦片战争时期的内外危机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危险，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会。对于虚矫自大，固步自封的顽固派来讲，危机就是陷井、死亡；而对于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来讲，则是走上新路的转机，是通往希望的大门。19世纪中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复苏，使他们能够发现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内外危机，从而把天朝上国的神话，康乾盛世的美梦打破了。在他们的倡导下，禁烟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这是中国对挑战和危机所作出的第一个积极的反应，中国呈现一线否极泰来的转机。可是，封建制度已是腐朽不堪，完全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自我调节功能，统治阶级变得无可救药的腐败，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卓有见识的林则徐等人反因抗英获罪，而妥协投降的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却受到重用。战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不以战败为耻，反以签订卖国条约为荣，他们宣称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是“抚远”、“羁糜”政策的胜利，该条约签订后可以“永杜后患”，使英人不再“有所借口挟制”，因而是“万年和约”，天朝上国又可以平安无事，于是统治者在一阵惊骇之后，又继续酣睡如梦。正如《软尘私约》所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对危机的恩考，他们已感到鸦片战争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他们痛斥投降派官僚的卖国，反对签订和约。如董宗远痛心疾首地奏称：投降派“视居官如传舍，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计。不知以现在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南京条约》签订，“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广东士人也在《公檄》中痛陈危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有更甚于南宋奸佞之所为者。”“直是开门揖盗，启户迎狼，”使侵略者“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不可言语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以策应，是则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
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旦复苏，就表现得那样强烈深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进行改革、维新以及革命的伟大精神动力。正如魏源所写：“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实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正是忧患意识使进步的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产生进取精神，从而不断追求、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