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根据年初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在全国部署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险产品的升级改造工作，目前已经完成。
记者从保监会了解到，旱灾、地震等重大灾害纳入农业保险范畴，并取消了绝对免赔条款和封顶理赔。同时，此次农业保险产品实现全面升级，将涉及15类农作物和6类养殖品种，共计738个农业保险产品，进一步满足了新形势下农业风险管理的需求。
农业保险的全面升级，将为长期以来仍在一定程度上“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发展带来新曙光。
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何浩称，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全国开办农险区域覆盖面也已从零起步发展到目前的40%;同时，现阶段，农业保险已占财产险业务的比例为5.14%，较上年同期增加0.17个百分点。农险目前也已成为财险中，继车险和企财险之后的第三大险种。
但是，相对于幅员辽阔的水田和其他经济田地，我国农业保险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有政策条款也仍与农业风险管理的需求不相匹配。相对于农民的投保需求，农业保险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农保待进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主任郭金龙看来，农业保险的进阶与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十三五期间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基础，但农业本身是容易受灾害和损失的基础性行业，农业保险机制的介入可以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也可以为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管理中提高防范。”郭金龙对记者说。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保险学系主任王绪瑾认为，发展农业保险的意义所在就是“无农不稳”，农业产品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业既牵涉社会利益，农业也事关国际民生，农业保险是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问题。
同时郭金龙认为，尽管农业保险在对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提供了积极的保障作用，但是在推进过程中依然存在问题，“保障水平低，覆盖面也有需要进一步扩大，经营过程中也是每个地区都有差异。”
公开资料显示，现阶段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农业产值的3.2%。，覆盖面积仅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4，发展模式还尚未成熟，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也相对有限。
同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经营模式还是将业务委托给商业性保险公司来经营，政府在此基础上给予一定的补贴，但这种运作模式仍处于试点阶段，依旧处于相对粗放的状态。
在郭金龙看来，发展农业保险也是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双向互惠互利。
“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农业灾害受损的赔偿，保险公司帮助政府设计风险评估和理赔机制并管理风险基金，这种方式将比政府直接对农户直接补贴更加科学。”郭金龙说。
而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当前财产保险市场竞争已白热化，发现新的市场是每个公司面临的课题，随着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农村保险消费能力正在逐步得到培育和壮大，因此，加大对农村市场的研究和投入，也引起了各家保险公司的重视。
在王绪瑾看来，在政策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范围的同时，从政府补贴来说，应该分不同险种进行补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政府应该对关系国计民生影响大，与整个社会利益相关的农业产品直接采购，而不应再需要当地政府或者农民额外掏钱。“粮食、棉花等农业产品保险政府应直接采购，因为一些农业生产大县都比较贫困，直接采购可以避免"穷帮富"的现象，这才能发挥农业保险应有的作用”
政策提供升级空间
何浩指出，自2007年中央财政实施补贴政策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引来迅速发展。但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涌现，原有的农业保险条款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农业风险管理的需求，而影响了农业保险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和功能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保险责任较窄、保障水平较低、理赔条件较严成为广大农户和各方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何浩说。
而此次农业保险产品升级，也标志着农业保险产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据何浩介绍，首先，农险产品升级工作显著扩大了保险责任。种植业保险在原有自然灾害的基础上，首次增加了旱灾、地震等重大灾害，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病虫草鼠害，养殖业保险责任也扩展到所有疾病和疫病。部分地区还结合当地实际拓展了“雪灾”、“野兽侵袭”等责任。
同时，主要粮食作物保障水平也有所提高。全国大部分省市保险金额已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平均保障水平提高10%-15%。对少部分因各种因素未能覆盖直接物化成本的地区，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开发商业性补充保障产品，确保基本保障达到国家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升级后的农险产品保险中取消了绝对免赔条款以及封顶理赔。同时提高了对农作物不同生长阶段和绝产情形下的赔付标准，以农业大省为重点，保监会指导各地根据近年来风险特点、风险分布和经营情况，下调保险费率，部分地区种植业保险费率降幅接近50%。
此外，按照国务院要求，保监会总结了部分地区农业保险促进无害化处理确保社会食品安全的成功经验，将病死畜禽按政府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作为获得保险赔款的前提，通过经济手段，引导农户将病死畜禽主动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病死畜禽流入市场。
何浩也表示，接下来保监会将以进一步落实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为重点，加强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产品管理制度，制定主要农作物保险示范性条款，完善农业保险风险区划和费率浮动机制，继续发挥农业保险支农惠农的积极作用。
在王绪瑾看来，取消免赔以及费率调整尽管是农业保险的再进阶，但也意味着保险公司将因此承受一定的压力，因此保险公司要在承保方面把好承保能力关，同时在承保外加强防灾防损的力度。
郭金龙指出，取消封顶理赔以及免赔等条例也意味着保险企业将会面临更大的承保风险，“过去曾出现过由于某一年出现灾害严重，理赔款数击穿了保险基金，因此也在不断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另外建立农保共同体也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提供了风险保障。”
成长中的“农共体”
在农业保险产品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农共体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
何浩称，“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农共体”)成立一周年总结会上，又有10家保险机构提出要加入农共体，目前正在按照程序审议。”
2014年11月21日，“农共体”在京成立，这是由人保等23家具有农业保险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和中再共同发起组织建立的组织，旨在借鉴国际经验，充分整合国内保险行业资源，提升农业保险整体的风险管理水平，为农业保险提供持续稳定的再保险保障。
在郭金龙看来，“农共体”的成立对于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保共同体可以更大范围地分摊农业风险，同时更高层次地去为农保本身和农业生产提供更大的保障。”郭金龙说。
参与农共体建立的王绪瑾也指出，“农共体”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农业保险的偿付能力，将大力促进保险稳健发展。“对于农共体的后续发展应该主要考虑稳健经营的问题。”王绪瑾说。
而目前农业保险经营资质的放开，也为农共体的不断壮大提供了基础。
何浩称，目前农业保险经营的资质较为开放，仅仅是在产品的审批方面和在产品设定的时候进行一定审批，包括各级财政补贴、农户要交多少，保障责任等，同时，保监会会根据产品的情况进行调控。
“从目前看，农业保险的主体经营意愿较强。”何浩说。
“对于新成立的公司，在机构铺设和人力规模上，都还有待发展;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把他们吸收进农共体，不做直保，而是做再保。缓解了公司做农险的愿望，又给了发展时间和机会。这一年农共体整体运转正常，经营指标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何浩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