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看病难和看病贵是历年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关注的焦点问题，今年也不例外，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4年中国医保障覆盖率超过了95%，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这是否意味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此化解了呢？其实不然，在医疗费用以及发病率同步上升的今天，个人要想完善自身健康保障，还需搭配商业健康险。
杨金生委员说，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超过95%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数字，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五年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仅为90%，这个数字基本上每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医保体系已经达到了完全让人满意的水平。他说，目前中国医保三网还没有合一，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城镇居民，还有新农合还没有合一，就是说作为基本医疗保障是政府给全民一个公平的一个社会保障的福利待遇，但是把它又分了几个级别，所以这样实际上按照习总书记讲的公平性还没到。
孙丰源说，虽然中国医保的覆盖面在逐步扩大，但是就实际的报销比例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不高，患者自己担负的比例仍然偏高。而且，由于医疗信息和医保结算体系没有联网，异地就诊治疗不仅报销手续烦琐，而且报销比例很低。这是“看病贵”难题存在的客观现实原因之一。
任武贤代表说，中国医保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小病在基层解决。他说，以前大家都是生病了才去医院，现在则开始积极主动预防了。目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已经从解放前的43岁提升到了75岁，这就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体现。
对于公众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杨金生委员说一般小病、慢性疾病应该在基层医院解决，不鼓励到大城市大医院看病，因为这样加剧“看病难”的问题。而“看病贵”的难题则可以通过破除“以药养医”的方式来缓解。他说，医院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政府应该适当增加对医院的投入，缓解医院运营压力。孙丰源委员说，政府应该合理的评价医院的收费体系，让医疗服务价格回归的合理水平。他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提到了这点，要合理的筹划或者合理的分配收费的体系，比如说一个医生的服务该收多少钱，一个药品，一个器械该收多少钱，这个要是回归正常了，“以药养医”就会解决。
林绍彬委员说，个人卫生支出费用大幅增加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首先政府投入的钱，并不是全部都用于解决药品降价的问题，政府投入一方面用于硬件建设，比如说危房改造，旧房改造，还有一个是基层里面的仪器设备的添置，还有一些公共卫生、材料、经费的支持部分，还有一些他主要用在人才培训培养方面，这是一方面。其次，个人卫生支出费用增高跟目前科技的进步，新技术、新疗法的开展也有很大关系，比如像以前心肌梗塞只能用药物治疗，用龙素安，现在我们技术进步可以用支架，做完很快病人很快就可以下地走路，还有以前心脏得了心衰就不能够治疗，有的就等死，现在可以做心脏移植，肾衰竭现在可以做肾移植，甚至我们现在肝脏、肝癌、肝硬化还可以做肝移殖。所以科学进步，我们的诊疗技术提高也相应的增加了医疗费用。
杨金生委员说，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需要一个制度设计，单纯从增加医保覆盖面和提高报销比例并不能真正解决，需要系统的规划设计。他说，医疗、医药和医保其实是“三医联动”的，医疗服务价格要重新平估，医保要封顶、药品价格要放开，国家只管最基本的，鼓励药品市场展开积极竞争，取消大部分药品的政府定价，积极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发展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