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莱生活在元代中后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对元朝黑暗统治的现实有所反映。吴莱在《狙赋》里愤怒地写道：“经营家室，粉饰体肤”，“姱奢服履，湎液杯杼”，“穷声丝竹，极色丽姝”，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层奢侈腐败的生活。富豪人家聚敛百姓财物，营造自己的豪宅；他们占有着成片的肥沃土地，满载白米的船只相连；他们穿戴奢侈而华丽，整天沉湎于美酒；他们听尽所有美妙的乐曲，阅尽天下的美色。在元顺帝执政时期，阶级与民族矛盾早已日益尖锐，而统治阶级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奸臣、宦官们为了赢得顺帝的宠幸，千方百计地引诱顺帝醉心于声色犬马之娱，技巧机械之玩。为了肆行淫乐，顺帝在宫中大兴土木，营造“演揲儿法”的淫乐场所，“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狙赋》还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老百姓“侵贫并弱”的残酷剥削。富豪人家横行乡里，侵渔并吞贫弱百姓。据史料，顺帝时元朝统治者挥霍巨额民财，靠政府搜括百姓钱财已入不敷出，只得滥发钞币来满足一时之急需。政府所印钞币迅速贬值，贬值带来的损失直接转嫁到广大百姓的头上。顺帝在至元四年印造钞本120万锭，到至正十六年已猛增到600万锭。这些元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已经是一钱不值了。百姓在沉重的赋税剥削下，已是难于维持生计。再遇上较大的自然灾害，简单再生产也遭到破坏，只得流离失所，典妻卖儿，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吴莱在文中以历朝兴衰的教训来总结元朝执政失误：“治安何玩，兵乱卒痞”，将社会的安定视为儿戏，军队混乱，士卒疲劳，这显然是不深刻的。纵观有元一代160余年中，始终充满着各种错综复杂并不断激化的矛盾。在繁多的打打杀杀不停争斗中，国家耗尽了精力。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用人不当的弊病，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运转。再加之蒙古帝王的个人好恶对政局的影响也很大。大多数帝王沉湎于酒色，纵情享乐，故多不长命，导致帝位变更十分频繁，由此引起政府官员频繁升降，也影响了政权稳定。元朝诸帝又多不事节俭，挥霍财富，滥加赏赐，导致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于是，统治者必然加重对天下百姓的聚敛，致使民不聊生，反抗四起，社会矛盾时常处于激化的状态。
当然，这是不能苛求于吴莱的，他在黑暗统治下以辞赋形式敢于揭露世道不公已属难能可贵。吴莱经历仕途挫折，对社会、人生有清醒的认识，通过戏谑的方式揭露了社会上种种人情世态的丑恶，所以《狙赋》运用诙谐的语言讽刺，针砭世态入木三分，在诙谐中又蕴含着沉痛。吴莱在《狙赋》中所塑造的“狙”形象，是对民众艰辛困苦的生活状态的深切同情，是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环境的深刻反映，可见吴莱的辞赋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生活在元朝后期的刘伯温也写过一篇《狙公》，不知其是否因吴莱的《狙赋》有感而发的。一群猕猴受尽了狙公的剥削和鞭打，“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但猕猴们一旦觉悟，便群起反抗，“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于是“狙公卒馁而死”。作者感慨地写道：“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是啊，人民被“狙公”卖弄权术而奴役，只因昏昧尚未觉醒。而当一旦有人开启民智，“狙公”权术就穷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