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李经羲，张勋在赴京途中还特意在天津把他拉上，两人一起上北京。在火车上，李经羲见张勋携一巨匣，呵护备至，似乎里面装有极其重要的物件。李经羲觉得奇怪，便问张勋里面何物，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李经羲禁不止好奇，一再发问，张勋这才神秘地低声说，里面乃是“靴帽、袍褂、翎顶也”（即清朝官服）。李问他带这个干吗，张勋说：“我久不见幼主，这次顺便去宫中叩见请安，你也是先朝大臣，何不跟我一块去觐见？”李经羲心想我是民国的内阁总理，怎能去参见前朝废帝，于是便以未携带官服为由加以推脱。张勋却认真地说：“这个无妨，我这里备有好几份，届时借你一套即可。”李经羲认为他开玩笑，便随便答应了。
等到了北京，张勋真的马上要去宫中觐见宣统，临行前硬要把李经羲拉上，李经羲觉得多有不便，便以无官服而婉言谢绝。张勋很不以为然，随手将自己头上的官帽摘下，硬戴到李经羲的头上，还大笑道：“张冠李戴，有何不可耶？”最后走到半路上，李经羲才找了个借口跑掉了，这大概是张勋没有给他封官的原因之一吧。
张勋复辟后，给总统黎元洪拟了一个奏请归政的奏折，但在批词上却对黎元洪的称谓颇为踌躇，开始想称之为“总统”，觉得不甚妥当；后又拟称之为“该大臣”，但民国元首，终究不该用“大臣”称之。想了半天，很费脑筋。最后，康有为说，不如称之为“该员”，最为妥善。众问其故。康有为说，中国本归陛下所有，前因辛亥革命，陛下为息事宁人起见，这才将天下大事委托给袁世凯管理，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这两人不啻于陛下之“管理员”也，因而称“该员”最好！
随后，张勋派梁鼎芬为代表前往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奉还大政，然梁鼎芬从未行过鞠躬礼，勉强行之，样子实在令人发噱。只见他弯腰曲背，两手置地，首低胯际，臀尖高耸，礼毕后面红颈赤，气喘如牛，远不如跪拜礼来得自在。等到复辟失败后，梁鼎芬又去见黎元洪，口称大总统，行跪拜礼。黎元洪冷笑道：“阁下如何前倨而后恭耶？”梁鼎芬腆然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张勋复辟后，给自己印了个名刺，这个名刺不一般，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字样，官衔五行并列，见到的人无不发笑。而张勋却得意洋洋，自以为有清一朝，就没有比他更风光的了。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后，其爪牙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唯独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对大帅称奴才了，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走就走！”说罢，立刻让该君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