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富盛名的皇帝，他的庙号里充满了仁慈和善，他统治时期不逊于任何一个朝代所谓的盛世，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皇帝。
他就是宋仁宗赵祯。一位仁慈的君主。我国历史上一位推行仁政却被低估的皇帝。
在古代，君权，相权，官僚体制横行的时代，君主的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对社会进程就起到很大作用。一个明君的作用肯定大于一个昏君的作用，因为他更具促进作用。
赵祯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的许多人都赞美、歌颂赵祯。“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他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总体而言，赵祯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此外他还善于纳谏。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未怪罪他。有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赵祯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言官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赵祯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宋仁宗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他被历史学家称誉为“守成贤主”。总体而言，赵祯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赵祯一朝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针对宋中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赵祯于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措施。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
此外仁宗统治时期还是宋朝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赵祯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宋太祖、宋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赵祯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赵祯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历代名人对宋仁宗赵祯的反面评价
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赵祯的“无定志”时时：“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据王夫之所论，在赵祯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赵祯：“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