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还说：“张汉卿（学良字）对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郭复初（泰祺）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实际上张学良这时的态度，已经不是“对北方表示好感”了。九月十七日上午，张学良召见所部四个旅长指示机宜，下午接见贾景德、薛笃弼、孙传芳，明示东北方面态度。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根据三月“东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待中枢解决”。张并对天津《大公报》当时驻沈阳特派记者胡政之发表谈话：“余两星期来静候阎公利用我，使任缓冲之地，负调停之责，乃迄今未有所表示，而惟以添推东北方面之国府委员与部长等事相商，实非余所愿闻……。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张并对记者明言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云云。张学良的态度既明，而汪、阎等又应付失机，阎遂于十八日拍发倒填日期之寒电（十四日），表示退避三舍。扩会汪以次诸人莫明所以，托冀贡泉、丁春膏电阎、冯询问。十八日深夜得张电全文，又忽视其中“静候中央措置”的严重意义，还幻想张不致出兵。故汪精卫于十九日还致张学良皓电（十九日），提出国民会议、三全大会、约法和对湘赣“共祸”忧虑等党政重要问题与张商量，直至十九日傍晚，汪等知东北军已经动员，始觉事态严重，临时在怀仁堂集会，商量撤移石家庄转太原的办法。这个会我曾参加，当时谣言颇多，会上情形显得慌乱。会议首先就张电及东北军态度交换看法，考虑汪等重要人物必须立即离平，以防不测；其次则高级干部及眷属等之安置亦费周章，而最重要的必须筹到一笔款项，调拨一批交通工具。当时除商定由赵丕廉负责筹款并与有关方面商洽交通运输事宜外，并决定：（一）扩大会议及国民政府撤移太原；（二）汪等先行南下与阎、冯嗯商善后；（三）高级干部次日转石家庄入太原，一般工作人员听便。事变之来既是如此突然，而我当时年纪尚轻，政治生活经验太少，看到怀仁堂顿时人影憧憧、一片倾箱倒箧搬取文件和器物的慌乱情形，颇感到有点象看《红楼梦》里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汪精卫等于九月二十日晨四时四十分由平出发，车行至琉璃河，晤冯派来之代表邓哲熙等，据谓前方军事情况甚好，后方不可轻自动摇，意欲劝汪等折回北平再看。经汪等在车上临时会商，决定汪精卫、谢持等六人仍南下，须与阎、冯晤商下一步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偕邓哲熙等折回，并宣称阎、汪即将回平组织政府。及至二十一日晨四时四十分，贾、薛自东北归来，知北平不可久留，即于八时乘车赴石家庄。据说当时阎左右如赵戴文等还认为张学良“巧电”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办法，真所谓“见了棺材还不下泪”了。１三、撤退到太原以后阎锡山原本是山西的土皇帝，遭逢时会，得以盘踞华北六个省市，这回为了抵抗蒋介石的压迫，不得不联合汪、冯、桂各派，搞起一个扩大会议，公然组织政府，意欲问鼎中原。张学良进兵平津，扩大会议被迫撤移太原，一时正太道上，军旅辐辏，太原城中，居民拥挤。阎既失去平、津、冀地盘，财政税收大减，商业贸易不振，又加以数十万军队的饷糈供应，各方大小人物的接待，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善后办法，在使这个作了二十年土皇帝的不倒翁，捉襟见肘，伤透了脑筋。我于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随扩大会议撤出北平，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住一宿，二十二日到太原。初时扩大会议人员未到齐，一切活动几乎停顿。山西朋友好客，我们吃了不少的“全羊席”，喝了不少汾酒。晚间唯一的娱乐，就是到山西大戏院听梆子戏。有次，一个丑角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把山西吃穷了，连醋也喝光了，出语幽默，观众鼓掌，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我曾到太原图书馆和什么“宣讲团”等机关去看过，想要找份外省的报刊，是极困难的。阎锡山用封锁政策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使老百姓耳聋眼瞎，只知道阎锡山，不知其他。这也是“模范时的治绩之一。蒋介石为了要迫使汪、阎、冯下野，天天派飞机轰炸太原，扰乱市廛，摇动人心。太原的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扩大会议这帮人，初时尚未感觉威胁，不久，秋风萧瑟，衣服单薄，许多人拖儿带女，就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之感。汪精卫看到这种情形，曾送给每人五十元，钱虽不多，雪里送炭，大家还很感激他的“关切”呢。飞机轰炸的恶果，使太原市面更加萧条，金融更加混乱，白天城内沉寂无人，掌灯之后，始见市场活动。“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阎锡山把扩大会议拖到太原，在政治上是个累赘，经济上是个包袱，大家都已意识到“终非长策”。由于政治前途的暗淡，改组派内部当时极为动荡。有些人原本不赞成汪北来搞扩大会议，至此更加消极。有些人从这一幕政治剧中得出初步教训，认为汪精卫和改组派已没有任何政治前途，不投降蒋介石，就只有当共产党去，后来也有人走上了这条革命道路。所以扩大会议的失败，便是改组派的终结，从组织上讲，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改组派的活动，而只剩下改组派分子的个人活动了。改组派的二号首领陈公博，在上海办《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时，由于高唱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主张恢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精神等欺骗性言论，对于当时一些认识不清、彷徨歧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起了一些迷惑作用。受他欺骗的人不在少数，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