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秦统一之势已经势不可挡，每次伐攻都是数十万人。看到这些，荀子有些绝望了，看清了成王败寇的本质，社会现实趋向恶化，知道自我催眠已经不管用了。为了使人们向善，必须充分让人们认识自身的缺点，才能心悦诚服地改正，因此他提出了性恶论。
荀子人性恶的根源则在于人本身具有的本能。这种本能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不是人为促成的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求利之心，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声色之好。但这种本能如果任其发展，不加节制，不加约束，就必然要产生争夺、残杀等邪恶的事情，造成社会混乱，因此他认为人性本恶。
对性概念的界定：荀子以一种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人和人生，不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尽管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善恶的并肩而存。孟子强调性善的一面，是立足于他的仁政理想；荀子强调性恶的一面，是立足于现实人心的状况。
修身问题的不同主张：荀子力主性恶，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走的是孔子“约之以礼”的路线，“礼”也就成为荀子学说的中坚术语。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主张化性起伪、改造本性，主张治气，重视学习的作用，重视教育培养、社会约束、师长示范和个人努力的结合。
性情与仁义：荀子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性恶论”遭遇巨大误解
《性恶》篇中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或多或少会将这样一句话解释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而人们的善都是虚伪的”。四库馆臣也站在“性善”的角度上认为“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与理未然。”然而，今人之解释，属于不符合实情的臆断。这里的“性”为“天之所就，不可学不可事”，而“伪”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我们且看：“今人之性，生而又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显然，荀子的“性恶”说，强调人们不应当以为自己的天生才性可以凭恃而忽视了后天之学，用“礼”与“义”施行教化的功用，养成大人君子。这一点并没有违背儒学导人向善向上的精神，可以说与孟子“性善”之说殊途同归。
罗惇曧在《文学源流》中指出：“宋儒排荀子性恶甚力，……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起伪之意。”宋代的大儒朱熹说：“读书当变化气质”，其实正与荀子“化性起伪”的学说有相近的学术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