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国力衰微，面对来自匈奴的千年威胁，只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但匈奴问题不解决，国防危机终归难以缓解，中华帝国终归将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之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积累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史称“文景之治”，解决国防困境也就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汉武帝一改先人韬光养晦的做法，主动出击，但战争的消耗巨大，光靠国库老本并非长久之计，“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此时，数十年安居乐业也造成民间的拜金主义，以及对国家大事的漠然，“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正是在此背景下，桑弘羊所参与的汉武帝经济改革出台了。这场改革的诸多举措，其核心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国进民退”，或者确切地说“国进商退”，与此前“文景之治”藏富于民、休养生息不同，这场改革则要求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心性作用，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并且毫不忌讳对商人阶层进行打压、剥夺。
桑弘羊等人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推行盐铁酒专卖。盐铁专卖是早在管仲时期就大力推动的，在汉武帝改革中，盐铁专卖最初由孔仅、东郭咸阳主导，下派负责各地具体运作的多是商人，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及质量问题。在桑弘羊接手之后，以官易商，大力整顿，推行统购统销，成效显著。桑弘羊后来总结认为：“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推行均输、平准。所谓“均输”，就是各地上交中央的贡品，不必非要到处采购贡品——因为中央所摊派的贡品，未必各地都有出产。而是按照贡品在当地的市价，另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缴纳，而后由“均输官”（后多由“盐铁官”兼任）统一调运、出售获利。所谓“平准”，则是国家通过对大宗商品的储备进行调整，从而对这些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控，防止物价过低或者过高。
进行币值改革。将各郡国铸钱的权力统一收归中央，统一管理铸币原料，统一货币质量标准，大大提升了货币的公信力，稳定了币值及物价。
实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必须缴纳财产税，每二缗抽取一算（10%），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而所谓“告缗”，则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告发，告发属实的，被告发者财产充公，而告发者则可获得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
这几项政策，大大地加强了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得以应对数额惊人的国防开支及其他开支。毫无疑问，在这些措施的背后，桑弘羊等人的商人背景令他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抓住财富的七寸。历史证明，中国历朝经济改革，虽然都是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大做文章，但是成效却多有不同。凡是改革者有着经商阅历的，比如管仲、桑弘羊，改革本身似乎更接近其目标；反之，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就多，改革成效折扣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