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
图谋建立“会教国”，扰乱我抗战后方。中国西北五省，地位重要，是抗战的后方基地，信奉回教的近四千万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灭亡中国的目的，久已穿着提倡回教的伪装，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在回族间进行挑拨分立的活动。化装成回教徒的日本奸细，从民国三年即已深入甘、宁、青各地”(14)。远在1900年，日本黑龙会与浪人会就策划搞所谓的回教运动。1914年，日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1917年，川村乙麻假入教为名，在宁夏实行诱惑工作，当时被马福祥逮送张家口日领署。川村乙麻又改名川村狂堂，在东北、平津做回民特务工作。佐元间贞，化名左东山，于1923年在上海办了《回光》杂志，用笔名发表文章，以倡导回民取得政权为主旨，进行舆论煽动。“九·一八”日寇强占东北，川村狂堂率领回奸张子文、张子岐等组织伪“伊斯兰学会”。而村田则率兵强占沈阳清真寺，自为阿訇，派人到西北活动(15)。沈阳回教中文校长张子文，曾奉命前往西北对回族军阀马鸿奎执行拉拢任务，奉天市小西区区长兼回教协会支部长的杨进文，也曾到西北对回族军阀进行拉拢策反。华北事变后，阿桂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以回教信徒名义掩护的日本特务机关。
抗战爆发后，日本高举“回回国”的旗帜，大肆散布和策动“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为分化西北，1938年5月，日本有计划地在东京召开伊斯兰大会，成立“回教圈研究会”。强迫中国沦陷区阿訇赴会，声言中国西北回教国家业已成立(16)。伪“回教总会”的刊物《回教》，在日本授意下，发表了《回族与西北》等煽动分裂的文章，称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是回教民族的根据地”，在描述清朝几次所谓“平回乱”之后，赤裸裸地提出“准备一切，在信赖友邦(即日本)支援下，援例满蒙建立回族政权”(17)。战时，伪“回联”的夏某等人被指派到西北等地游说，企图拉拢西北地区有一定影响的回族上层人物，为侵略我国西北铺平道路。对中国最边远的省份新疆，日本也不放过。早在1931年，日本驻阿富汗公使北田正平，就与大土耳其主义者频繁接触，介绍他们去日本研究文化与宗教。东京出版的《新日本通讯》大量刊载蛊惑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1932年，日本培养的军官马仲英带军队进入新疆，企图建立一个所谓的“会教国”，与英国争夺新疆。日本“回教政策”的发明家，自称穆斯林的若林半，一语道出日本上述活动的实质，“日本的回教政策，是皇家经略亚细亚的根干，于膨胀日本的发展上，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有着不便明言的重要性”(18)。
四、扶植伪化宗教 蓄意“以华制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便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伊斯兰学会等伪宗教组织。全面侵华以后，中国有正义感的宗教领袖和组织耻与日寇为伍，纷纷转入内地。日寇为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便拉拢和胁迫宗教界少数上层分子和失意政客，在沦陷区成立各种伪宗教组织。
1937年8月和10月，天津和北平相继成立了以马良和王瑞兰为首的“天津回教会”和“北京回教会”。1938年2月，又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满洲陆军少将”刘锦标任“咨议”，主要负责者原为喜多诚一少将，后为茂川秀和大佐。另有小池与三谷亨任“顾问”。“回教总会”名为宗教团体，实为日本特务机关控制动用的外围群众组织。该地还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地广设分会。
佛教在我国流传很广，汉、蒙古、藏、傣等民族广泛信仰佛教。为利用佛教为侵华服务，1934年7月，日本东京成立了日华佛教研究会。1938年，日本以弘扬佛教为借口，策动一些汉奸在天津组织“中华佛教会”，以代替我国原有的中国佛教会，并在沦陷区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靳云鹏、高凌蔚、王揖唐、陆宗舆等19人为执行委员，古井芳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出任最高顾问。他们并不是受过三皈五戒的佛教徒，而只是攀附权贵、跳梁求荣。
为使中日佛教一体化，1938年11月，中国沦陷区建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分会。在日本佛教界某些人的策划下，在中国还建立了日本佛教协会，由中国僧界败类铁禅任会长，成为臭名昭著的伪佛教组织。在北京，1938年12月由王揖唐等出面成立了同愿会。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等机构也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予以支援，认为这对日本侵略国策有很大贡献。在上海，闻兰亭等也参与创立得到日本支持的佛教团体。“日华佛教联盟南京总会”设于南京利济巷知恩别院内，日本佛教净土宗僧胜田圆成等任理事长。扬州、镇江、上海、无锡、常熟、南通、九江、芜湖、蚌埠、合肥皆有分会。伪南京佛教会作为日华佛教协会的支柱，其恶劣影响则更大。日本在进占杭州的第三天，就组织了“日华佛教会”，1938年开办日语讲经研究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东亚佛教联合会”又在中国沦陷区广设分会。1943年秋，“大东亚佛教联合会杭州分会”应运而生，日本和尚阿部法绳任副会长。
日本对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道教也绝不放过利用的机会。1941年，由日本兴亚院命令成立“华北道教总会”。日本原拟由老牌汉奸下台官僚陆宗舆任会长，临开会时陆病住院，只好改由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充任。“华北道教总会”要接受东京道教组织“大学院”的指导。1942年由“大学院”指令，以“大东亚共荣”为名在天津等地设立分会，并无耻要求中国道教徒学习日本的“王道”(19)。
为了更好地体会日本宗教的“真谛”，在兴亚院的授意下，战时日本不断组织中国沦陷区宗教团体访问日本，到东京等地参观寺庙。仅北平的“佛教同愿会”就组织了4次华北佛教代表访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43年春，华北、华中、华南、伪满洲国等地的佛教团同时访日。领队中头衔最高的是内蒙喇嘛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即活佛)。“回教访问团”、“道教访问团”也都光顾过日本。在日本除开办“佛教青年讲经训练班”外，1941年，又让伪“回教总会”派“回教青年团”去日本“留学”。
日本利用这些组织，干了许多破坏中国抗战的罪恶勾当。如1937年冬季，日寇用“北京回教会”的名义，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劝降信和宣传品，邮袋装有日本旗帜和《告伊斯兰同胞书》，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要“维护回教”，实现“回民自决独立”。日本的劝降信还诡称:“皇军到了，回民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国旗，皇军一定给予保护”。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分化政策让广大穆斯林群众当温顺的亡国奴。战时伪回教总会除散布所谓“中日满提携”、“日华亲善”、“团结拥教”、“拥护新政府(即伪政权)”及“反对共产党”的汉奸言论外，还要各清真寺以行动支持日军的活动，为日本“献铜献铁”、“增产粮食”。1941年左右，日本为搜刮中国财富，要从华北大肆招收劳工，去东北“勤劳奉仕”，于是，“回教总会”在日本顾问的建议和监督之下，组织回教青年去东北服劳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使日本侵略者伤透脑筋。对此，1938年7月12日，日本制定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其中规定“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区建立回教组成的防共地带”(20)。伪“回联”不断派人到西北进行拉拢策反活动。日本侵略行径也遭到中国回族同胞的奋勇抗击。如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令敌人闻风丧胆。于是侵华日军又玩弄“以回制回”的把戏，在1938年组织“中国回教青年团”，建立“回教军”，由日本军官训练，充当日本的炮灰(21)。为扑灭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日本也通过佛教组织劝导中国老百姓:“观音菩萨是慈善的，是我们东方固有的道德”，在中国人民对敌人慈爱、忍让，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煽惑人心和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日本侵略者一会儿谎称青海佛教圣地塔尔寺大禅师阿嘉活佛到北平祝贺伪临时政府的成立，一会儿又强迫五台山的和尚到电台讲经。各地庙会，也是日伪利用的场所。如1942年，敌人又抬出了五台山的“六月庙会”，山西伪省长也多次表示要亲自“朝台”。为吸引附近民众前往，日军还指示伪区公所贱价抛卖掠来的粮食衣服。日本通过这些活动，以向中国佛教徒表示，日本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国家，日本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要中国佛教徒“保教不保国”，为日军侵华出力。于是，杭州灵隐寺的和尚被迫使为到庙中求佛保佑的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关东军也利用佛教在长白山区开展“宣抚”活动。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共同策划，把长白、抚松等地方
弄成一片没有人迹的“真空地带”，来切断人民群众对东北抗联的支援。于是决定在出动几十架飞机掷投大量烧夷弹，把长白山林海地带和全部居民区化为焦土的同时，组织“宣抚班”，动员当地居民搬迁。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规定佛教总会、道德总会、大同佛教会、红万字会等团体，选派效忠日本、身强力壮、“灵敏机警”的佛教徒共60人受训。佛教总会选定戒空和印空“布教师”前往参加，他们以“宗教”、“慈悲”为幌子，甜言蜜语的说什么“这是皇军的政策，非这不可。迁到其它地方拨给好地，发给安家费”。戒空还刺探东北抗联的情况，然后向日本关东军汇报。因其有功，日军后来还发给戒空一枚银盾，以资“奖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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