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少将师长威·迪安在被遣返时说：“我被俘时估计是130磅，被遣返时为180磅。”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为了迎接我方战俘，工作人员在会场区我方控制一侧搭起了一座高大的彩门，用朝、中文写上“祖国怀抱”。彩门上的国旗和彩旗，在春风中凌空飞舞。
上午9时，首先到达的是朝鲜人民军的伤病俘。这些朝鲜人民的忠实儿女，进入板门店会场区时一路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振臂高呼口号，并开始从汽车上扔掉美军发给的一切物品。用西方作家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便是：“车队经过后，停战后的遣返工作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之一是：延伸了几英里，空荡荡的公路上铺满了被扔掉的士兵工作服和靴子。”
等他们到达会场区中心时，每个归来的人民军战士身上只剩一条短裤，但头上都戴有一顶自制的人民军军帽，又从军帽里取出秘藏的布片，拼出朝、中两国国旗及“朝中友谊万岁”的标语来。
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当志愿军伤病俘回到会场区时，却见不到那种激昂的情景。开始时，我们感到不解。后来，到休息帐篷里探视他们，见他们哭成一团，纷纷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及控诉遭受的残酷迫害时，我们才明白志愿军被俘人员比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下面，让我们比一比双方被俘人员所受的待遇吧：
美方被俘人员中军衔最高的是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威·迪安。这位美国少将于1950年8月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美军曾报告他已以身殉职，并授予他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荣誉勋章”。不料，他竟在平壤附近的战俘营中度过三个春秋。在战俘营中，他可以进行体育锻炼，给亲属写信，还写了一本《在朝鲜被俘历险记》，回国后出版。1953年8月5日，迪安被遣返。遣返的前一夜，我方有关领导设便宴为他饯行。他对记者说：“我被俘时估计是130磅，被遣返时为180磅。”
我方被俘人员的最高军职是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1953年8月04日，美方宣布志愿军被俘人员已遣送完毕。在我点名要人之后，美方才于9月6日将吴成德等138人遣返。志愿军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杜平当时曾前往接收站迎接，后来他写道：“吴成德当时实际年龄不过三十几岁，可是由于美方非人的虐待，头发脱落了一半，脚上穿一双补丁摞补丁的解放鞋。在敌人长期秘密囚禁期间，他坚决拒绝穿敌人的皮靴，始终穿着这双祖国的鞋子。美、蒋特务曾在单独关押他的牢房里安装了两个高音喇叭，每天在喇叭里喊叫：'吴成德快交代。'弄得他白天黑夜不得安睡，受尽了折磨。孙振冠等人也是面色憔悴，骨瘦如柴。”
谈判耗时两年零十七天，签订停战协定仅用了十分钟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签字的全过程仅有十分钟，在长达两年零十七天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它的确只是短暂的片刻。
上午9时50分，双方的观礼代表和工作人员开始就座。志愿军的观礼代表来自志愿军司令部和前线各军，共约30人。所有出席的人员都空着手，唯有冀朝铸和我各带了一个纸夹，准备万一美国代表发表讲话或双方参谋交谈时，就上前作笔录。这是两年谈判中我们英文速记人员的职责。当时，我方决定“以不致词为原则，若对方一定要讲，我方应准备讲稿”。我们两人有备而来，但哈里逊一言不发，我俩便只好作壁上观了。
签字大厅呈“品”字形，南北长，东西短。大厅南北各开一门，供双方代表团各自进出之用。双方人员分南北两边面向而坐。谈判代表的席位居前排，其他观礼人员居后排。凸出的部分是记者席，正好面对签字桌。过去谈判时，一张长桌当分界线，把双方隔开。今天则不然，双方之间是一块空旷的场地。东端面北设小方桌一张，放着18本待签字的停战协议文本。小桌两侧又各放一张长方桌，上面分别置有朝鲜国旗和联合国旗帜，是双方代表签字的座位。大厅可容纳2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虽然来宾不少，但大厅仍显得宽敞明亮。
11时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步入大厅。我方人员正襟危坐，宛如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对方人员则是千姿百态，有歪着身体的，有跷起二郎腿的，有伸直了脖子的。两位首席代表就座后，便在双方参谋的协助下先在本方准备的9个文本上签字，然后进行交换，再在对方的文本上签字。这一过程共历时十分钟。记者席上一片按快门声和镁光的闪亮。“大功告成”之后，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