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是个农家子弟，对农村和农民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关怀。中共建党初期，他就积累了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在中共三大上，他专门介绍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几十年后，他的政治对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特意指出：“他(指毛泽东，作者注)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委托，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修改后的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先解放农民。”会后，他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1924年7月，已经办了五期，共有四百五十四人在此学习，最初的主办者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的是第六期。
辞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职务后，毛泽东依然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而他最看重的则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至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给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说，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并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他一再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他还要学生们注意农村教育问题，并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应了解全国性的地理概况，了解所在地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
为让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对农村和农民有更真切的感受，他两次带领他们到韶关和海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华农学会开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致辞说：诸位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他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再次呼吁：“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走到了尽头。在蒋介石开列的被通缉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中，毛泽东名列其中。不多日，中共五大召开，总书记陈独秀的权威受到挑战，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党内最高岗位虚位以待，当时最有可能继任为中共领袖的除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外，据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说：“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1927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是去了湖南调查农民运动。”
是的，当毛泽东倡导农民运动时，自己已然身入其中，用他的话说是，“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