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势力虽然未能在组织上统一，但作为一个整体，在抗战胜利之初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在重庆谈判期间，中间势力认为：“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迫切的期待》，重庆《新民报》1945年8月29日。)因此，他们不仅关心谈判进展，而且努力对谈判施加影响。在中间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国共双方随时将谈判情况向他们通报。1945年9月10日，周恩来设晚宴邀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并报告十余日来国共谈判情况。(参见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9月25日，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举行宴会，邀请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参加，国共双方在会上报告谈判情况。(参见《沈钧儒年谱》，第264页。)9月30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参加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邵力子、张群联名举行的宴会，商讨政治会议组织问题。(参见《沈钧儒年谱》，第264页。)中间势力对重庆谈判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不仅影响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而且促进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抗战胜利之初不利的政治局面。诚如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通报中所说：“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的第二次秘密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的互相理解与相互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力。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与国共代表共商国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重要一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共38名代表，其中国民党9人分别为蒋介石、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历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7人分别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5人分别为曾琦、陈启天、杨叔明、余家菊、常燕生，民主同盟9人分别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9人分别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占23人，比例超过60%，“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可以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本身即是中间势力的胜利。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看，五项决议的形成，也基本上体现了中间势力的政治诉求。因此，政协会议后，罗隆基在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将军面前不无兴奋地吐露了内心的感想，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意味着“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转引自许纪霖：《无穷的困窘——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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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中间势力还以“兼容美苏、调和国共”为职志，对自身的政治地位进行了理论思考。在对待国共问题上，中间势力首先强调独立性，即不偏于任何一方，力图通过打造强大的中间势力，调和国共两方，引导中国走“第三条道路”。对这条道路，张东荪在1946年一次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曾作了清晰扼要的表述。他说：“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再生》第118期，第3—4页。)在国内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在对外政治上，主张对美苏两强采取等距离外交，不与任何一方结盟。施复亮在《何谓中间派》一文中对此曾具体阐释：“中间派的对外政策，主要的应有四点：第一，支持联合国，确保世界和平;第二，对美苏二国采取同等亲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做美苏冲突的牺牲品;第三，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再起，一面积极扶助日本的民主势力，同样密切联合对日利害相同的国家;第四，同情并援助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中间势力相信：“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所以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政治路线。”(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年3月14日。)
二、美苏介入中国内政
以美苏为代表的国际力量介入中国内政，是抗战胜利之初中国政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这一时期中国政坛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国共重庆谈判、马歇尔使华、政协会议的召开与五项协议的达成、整军协定等等，均有美苏的身影显现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