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次鲜明的政治格局
中间势力的勃兴、美苏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使得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政治格局在整体上呈现出“三国五方”相互影响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之初一系列政治事件表明，在“三国五方”政治格局中，有着鲜明的层次：美苏居于主导地位、国民党政府居中、中国共产党居于被支配的底层。而中间势力的一时勃兴，则是这一层次鲜明政治格局的产物。这一态势，成为战后中国政局发展变化的起点。
首先，美苏通过中苏谈判，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为标志，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和具体化，从而形成“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的美苏合作干预中国内政局面。
1945年6月30日至8月15日进行的中苏谈判，是雅尔塔协定的政治产物。雅尔塔协定为美苏英三国首脑秘密签订，协定签署之时，并无中国代表在场，事后也未及时通报中国。为使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并使其合法化和具体化，美国力促中苏进行谈判，缔结同盟条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透露：“美国觉得须提醒双方缔结该约的目的，是实行雅尔塔协定——不多也不少。”(《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8页。)在谈判过程中，中苏双方就外蒙问题、大连问题、旅顺问题、中东路问题、新疆问题、中共问题、战利品问题等进行了两个阶段共12次正式会谈，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将雅尔塔协定模糊的意向具体化、将美苏英三国首脑损害中国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的密谋合法化，为美苏合作干预中国内政打开了大门。
其次，在获得美苏支持其执政的承诺后，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手段迫使中国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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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向认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将无所作为。这也是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主流观念。因此，在中苏谈判前商讨对苏谈判要点时，蒋介石明确要求苏联：“为希望中国之统一起见，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统一指挥，以利对日作战。”(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编印，第734—738页。)在中苏谈判过程中，中共问题始终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内容。谈判期间，斯大林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587—588页。)斯大林关于中共问题的表态使蒋介石“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746页。)。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文件中，虽只字未提中共问题，但与中共问题相关的条款并不少见，如“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29—1330页。);“为保证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间之联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中国军事代表团，驻于苏联军总司令部”;“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39页。)如上条款比较清楚地表达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隐含的内容：苏联无论在道义、军事还是经济上，均表示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共。换言之，中苏谈判及其成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终确立了这样的战后中国政治框架：美苏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以政治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冲突，最终建立由蒋介石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势力参加的多党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