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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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做了3件事：一是请3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6岁的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然后找一位善良的女子结婚，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