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几个月。1982年年初，吴学谦接替黄华出任外长。他找到我，让我帮他起草一份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这样我就到了办公厅，负责起草的事。我名义是外交部大使，暂时成了办公厅“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闻司几个会写东西的同志，又找宦乡等一起讨论，自己动手改了几遍，部党委讨论了几遍，主要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来写的。小平不是讲“和平和发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讲“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嘛！那个时候，大家估计，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通过外交工作，有可能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我们建议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不再搞“一条线”了。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我们是最大的不结盟国家，遇到重大国际问题时，要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们国家的利害来考虑中国的态度。
争取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除了政治外交，同时还要注意经济外交。这些都提出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表示赞许，很快就批了。
这个任务结束了以后，到了1982年，我当部长助理了，1984年9月又担任副部长。首先我分管地区司西欧司，再是一些业务司，如研究室、教育司和翻译室等，还有港澳办。后来港澳问题出现了，又成立了一个港澳事务办公室，实际上，除了日常的西欧各国的外交业务以外，重头的任务就是香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