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汪是为了抑蒋，但是，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直到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１９２６年９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７人。从９月１４日起至２９日止，共开过６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１３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作主席，声言“请汪复职”，“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为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召开，出席中央委员３４人，各省区党部代表５２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１／４，左派占１／４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１／４。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９月９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１８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之，持反对态度。在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还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１８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４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该案有山西、山东等２５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可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５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１０５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各地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