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叶、邵２人已有表示，未予议处；石瑛等８人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ＣＰ”。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ＣＰ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彼反革命之徒”。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辨。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１０月２２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１０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１１月１６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１１月１９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２２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２６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及文件于１２月５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变为泡影。１２月４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次日，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直到次年１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