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夺取革命领导权，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曾团结合作，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夺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但是，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最终还是失败了。本文是对这几次斗争的一个历史概述。
一、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迎汪复职的口号最初是国民党左派提出来的。
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５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７月９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８月初，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精卫７月１６日的信函，汪表示，辞去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销假以后，或在粤，或在别处为党服务”民民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８月１０日，她在中常会第４７次会上临时动议：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实现迎汪打算。９月，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为此，顾孟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吴玉章亲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了两项宣传原则：１。说明本党现状及３月２０日事变真相；２。口号为”巩固左派与Ｃ。Ｐ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但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利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
蒋介石对迎汪复职愈来愈疑惧不安。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０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倒蒋”。２１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徬徨歧路，莫决南针。”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日记说：“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和进攻武昌受挫，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９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并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官僚、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目前有三条路可走：１。迎汪倒蒋；２。汪蒋合作；３。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走第一条路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走第三条路有很多困难；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１。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２。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３。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由于蒋介石邀请吴廷康赴鄂。９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会后，吴廷康即与张国焘赴鄂。但二人赶到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２７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首领。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１０月３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若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怎么会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