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侵危统治 民族大义不含糊
阎锡山全面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以后，实行“保境安民”策略，通过大力兴教、兴办实业、发展军工等，一方面使山西免受战争之苦，另一方面也掌握了大量的“公营”事业和直属企业，从钢铁煤炭到火柴等无不尽收囊中。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掠夺资源和大量倾销日货等手段，在华北进行经济扩张，逐渐控制了华北大部分铁路、航空、矿山、工业、贸易、金融等，严重地损害了阎锡山的经济利益，阎日矛盾不断激化。阎锡山在苦于遭受日本的经济侵略的同时，又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华北事变”后，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愈发不可收拾，其对山西的狼子野心严重威胁到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在此种情况下，一方面，不为日本所引诱，拒绝出任“华北五省自治联合政府主席”，并在报上发表公开信，揭露日本在20年内征服中国的阴谋；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反对日本侵略。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形成南起娘子关，北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交界省（绥远，旧省名，1954年撤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境绵延数千里的抗日工事；多次发表演说，公开提出“全国动员”“站在一条线上”“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唤起民众抗日热情，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
由于蒋介石和当地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和冀东、察北等省很快沦陷，日军直逼绥远，一时间大同、太原等地日本特务活动频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公开宣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直接威胁到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面对日本经济、军事上的侵略，阎锡山改变策略，并提出“守土抗战”以求生存。阎锡山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使得他最终能够接受中共的统战政策，共举抗日大旗。
中共适时调政策 蒋氏插足促统战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冬，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之后，发表声明，为了民族利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却遭到阎锡山的拒绝。1936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欲消灭阎锡山，为全国抗战扫清道路。20日夜，红军采取果断措施，东渡黄河，在中阳南三交和石楼辛关渡，一举突破阎锡山的河防工事和碉堡封锁线，直捣晋西军事重地三交镇。红军的破竹之势令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军事防御体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蒋介石应阎锡山之请，先后派出10个师的兵力进驻山西。为避免更大规模的内战再度爆发，保存国防实力，一致抗日，中共中央于5月主动撤回黄河西岸，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引起全国巨大反响。
红军东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其在开启民智、震撼人心方面具有更大的作用，给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带来了转机：一方面，红军东征途中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从民族大义出发，唤起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促进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普遍觉醒，夯实了抗战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红军东征给阎锡山带来强烈的震撼。红军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精神事实上感染了阎锡山；而红军主动西撤，并与阎锡山主动修好，也让阎锡山看到了红军的气度与诚意，促使他开始认真思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种变化为阎锡山以后礼迎红军入晋奠定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