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历史感
其实早在一周前，被驱逐者就已经开始陆续离开。9月23日，社会学家索罗金和别舍霍诺夫乘上了莫斯科至里加的火车；随后，斯捷蓬等人乘坐同一车次直接去了柏林。一个月后的11月16日，又有17名知识分子携家眷乘“普鲁士号”前往德国。岁末，哲学家、宗教活动家谢·布尔加科夫登上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轮船，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这就是后来俄罗斯史家所说的“哲学船”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事件中真正被驱逐的人数不超过120人。但是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流放国内的知识精英了。直到苏联解体之际，相关档案文件开始解封之时，事件的真相才被一点点揭开。2002年以来，随着又一批资料的解密和一些研究著作的出现，“哲学船”事件才大白于天下。
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我们看到了真相：这些知识精英们被野蛮地逮捕，加上罪名，驱逐出自己的祖国。但还有另一个真相：把这批俄罗斯知识精英驱逐出境，对驱逐者本人，对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都是人道而幸运的。如今，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被驱逐离开的时候，伊兹戈耶夫曾说：“彼得堡的文化和国家建设的宏大在屹立的俄罗斯面前只是一粒沙。知识分子--在彼得堡和那些毁灭的俄罗斯城市的宏大面前也只是一粒沙。而我们--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努力护着将会‘燎原’的星星之火。”
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小批知识分子为俄罗斯和整个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索罗金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别尔嘉耶夫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鲁别茨科伊成为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阿·基泽维特尔是卓越的历史学家……
驱逐真的成为一种“仁慈”。假设别尔嘉耶夫们没有被驱逐出境，他们又该怎样穿过那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如果他们留在俄罗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当时确实有14个人通过说情避免了驱逐。但他们其中大多数，最终没有避免在30年代再次被捕、判刑甚至枪决的厄运。其中，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法学家费里德斯泰因等四人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惨遭枪决。其余人均多次被捕，或死于劳改营，或下落不明。
晚年，别尔嘉耶夫曾不无感慨地说道：“离别之际我很难受，必须和太多太多的人告别，而前面却是未知……但我还面临在西方漫长而有趣的路途要走，面临一个与我而言非常有创造力的时期。我从流放中看到了某种天意和意义，那就是我的命运的建树。”
2002年，哲学船事件八十周年之际，彼得堡哲学会在当年出发的码头上立起一座纪念碑，静静地望着涅瓦河水。第二年，又一首名为“哲学船”的轮船，载着各国的哲学家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哲学大会。然而，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别尔嘉耶夫的感叹：“我所经历的一切最后造成一种苦涩的历史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