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苏维埃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被迫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
1922年9月29日傍晚，彼得格勒的空气中弥漫着秋日黄昏的轻盈和宁静。涅瓦河畔的码头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
不断有客人进入德国船只“哈肯船长号”。车夫们帮着搬运行李，与海关检查人员交涉、争吵。朋友和亲人们来送行。其中有一大群给教授们送行的学生。他们帮着搬东西，给教授们的妻子献花。一百五十多个年轻的女孩子，像一窝小鸭，因为秋凉和激动而泛红的脸庞，在人群中形成一条蜿蜒、晃动的长彩带。一直到晚上11点，岸边还沸腾着一拨接一拨的年轻人的汹涌激情。凌晨时分，伊萨基耶夫教堂的钟声远远传来，送行的人群渐渐散去，涅瓦河逐渐恢复了宁静。
然而，所有的乘客们，除了那些不懂事的孩子，都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将离开祖国俄罗斯，前往德国港口施特汀。这不是普通的旅行，而是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境。他们也不是普通的乘客，而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及他们的家属。
驱逐出境
1922年8月16日，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在彼得格勒的家里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务必到果洛霍夫街的契卡（秘密警察）办公楼去一趟。洛斯基以为此行是去办理出国护照的手续，便毫不担心地去了。
但是一走进契卡的办公楼，他就知道自己被逮捕了。他被带进二楼，坐在审讯室的门口，旁边站着一位持枪士兵。几分钟后，他看见哲学家列夫·卡尔萨文走出审讯室。后来，洛斯基在监狱里看到50多名各个阶层的被捕者，其中有哲学家卡尔萨文、拉普申和数学家谢里瓦诺夫。
同一天，一名政治总局委员突然闯进语言学家谢·叶·特鲁别茨科伊的房间。搜查无果后，他还是蛮横逮捕了特鲁别茨科伊，又用汽车将其带到秘密警察的“内部监狱”。在那里，特鲁别茨科伊见到了哲学家弗兰克和许多知识分子。
是夜，特鲁别茨科伊见到好几辆汽车开来。显然，里面都是被捕的人。两天后，特鲁别茨伊被第一次叫去审讯。去的时候他遇见了审讯归来的洛斯基的老朋友、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16日这一天，一场针对“反苏”知识分子的秘密抓捕行动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克兰地区同时展开，一直持续到18日夜。行动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执行，目标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的217名“反苏”知识分子。
抓捕行动尚未结束，审问就已经开始。
作为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别尔嘉耶夫受到“优待”：他大概是莫斯科地区最早受到审问的人。18号清晨，别尔嘉耶夫被领到审讯室。出乎他的意料，没有冗繁的程序，也没有凶神恶煞的审讯员，审讯过程简洁流畅。
在简单地填写了一张个人信息表后，别尔嘉耶夫开始回答提问。问题早已设计好：对苏维埃政权机构和无产阶级国家体系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萨文科夫分子（1921年萨文科夫在国外创立“捍卫祖国与自由人民同盟”，目标是在俄罗斯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总起义）和审判社会革命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的态度、对苏维埃政权的高校政策及高校改革的看法、对俄国境外侨民前景的看法。
“我无法站在阶级的角度来看问题，无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有局限且自私自利的。我站在人类的角度看问题，任何阶级和政党都应该上升到这一高度……我想，俄罗斯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是农民”。“我不赞成苏维埃政权对高校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也限制了以前的哲学自由”。别尔嘉耶夫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勇敢而坦诚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尊严。
令他意外的是审判员似乎没有听到别尔嘉耶夫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面无表情，昏昏欲睡。审讯室里只听见别尔嘉耶夫的义正词严的回答和记录员沙沙的录写声。
而且，审判员立刻就做出判决：受审人“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法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审判员还让他手写一份自费出境的申请和一份未经许可不擅自回国的字据，再签署一份同意书，保证自费出境并在七或十天内处理完公私事务与出境文件，限期回来向第四科科长处报到。别尔嘉耶夫在判决书上签字时顺带写下了自己对判决的抗议，但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