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工出入要出示通行证，而且要标明日期，盖章并签字。每日收工后，带队的华工工头应出示写有该营队番号的集体通行证。华工在晚间不得离开华工营地。
（2）要经常对华工进行突击式点名，同时还要检查华工营是否窝藏有潜逃的华工。
（3）华工营的警卫要及时报告任何来访的其他华工营的华工。
（4）如华工在出勤方面犯有过失，直接负责华工出勤及其行为的工头要受到惩罚。
（5）工头与华工都不得拥有除帽子之外的其他平民制服，因为这类衣装容易被华工用来化装出逃。
此类视华工如囚犯的条规出笼，充分反映了英国管理华工的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华工固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违法乱纪，但主要根源在于双方在文化、风俗及语言上存在巨大的鸿沟。许多误解的产生都是因为双方无法有效沟通和缺乏相互理解，结果造成华工逃跑甚至犯法等悲剧。事实上，华工营里的绝大多数军官不懂中文，翻译人员也严重短缺。例如，在一个有4200名华工的华工营里，只有5位译员、13位军官和一位护士。一般而言，每个华工营中仅有两三个白人军官，而且他们大多不懂中文，更缺乏可靠的译员。有时英国华工营的指挥官必须借助下级军官提供的一个日常用语手册，上面标有发音注释的中英文对照的习惯用语。缺乏有效、及时的沟通，导致许多本可避免的事故发生。例如，1917年10月10日，这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本来应该是华工的假日，但一个华工营被迫照常上班，于是华工营发生骚乱。最后该华工营的英国指挥官命令武装士兵向反抗的华工开枪，造成华工5人死亡14人受伤。事后调查认为“这次华工骚乱也许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英国指挥官的命令……英国军官和英国士兵在对待华工的方式上还没有形成严格的纪律规范”。1917年12月，在法国枫蒂奈斯（Fontinettes）的一个华工营再次发生暴乱，在四个华工被枪决以及多个华工受伤的情况下，这个华工营才被制服。根据基督教青年会（theYoungMen's ChristianAssociation）的报告，华工营发生的许多误解甚至冲突大多系缺乏正确和及时的语言沟通所致。
除语言问题外，双方文化上的隔膜和误解更是酿成华工营管理上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上述事件中，大多数华工的“犯规”都是源于误解。1918年1月1日，曾参与华工管理工作的格雷（C.D.Gray）上校在一封密函里一语道破了英国华工营管理上的各种问题所在。他认为，华工营管理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许多管理华工营的英国军官根本就不称职。他们不懂如何管理华工，也不知如何处理因语言沟通或误解产生的问题，只知一味采取高压手段。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格雷抱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法，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格雷在信中还说到，有些英国军官似乎害怕华工，所以在收工后便把华工的自由限制在铁丝网范围内。更为可笑的是，有一次一名军官按照军法审问一个华工时，他拿来许多盘子，因为他认为中国人起誓时是要摔盘子的，然后才会说出实情。对中国人的不了解和语言上的隔阂使得英国军官无法了解华工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不懂中文、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军官可能对华工实行粗暴的管理方法，那些因传教士背景曾在中国生活过的英国军官对华工的管理甚至更糟。这些人有中国生活经历，自以为熟悉中国下层生活。如类似出身的一名叫TomBryson的英国军官管理华工的理念就是，对华工要凶、要狠，不能善待。此人出身传教士家庭，在天津生活多年。他声称中国的普通苦力甚至不能像样走路，你对这些中国佬越好，他们越不买你的帐。有些英国军官认为中国人是“吃人族”（cannibals），因此管理华工的态度极其恶劣，动不动就动用暴力手段。当然不是所有军官都是如此无知、无人性，也有些军官比较公正，态度较好。
英法两国的华工均系民事合约招募而来，但到法后实行的却是军事管理，合约和管理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除了这种矛盾必然造成冲突外，英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也是造成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往往是他们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结在作怪。在英国人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是不成熟的儿童。出于这一心理，他们对华工棍棒相加，要求华工“尊重及服从”，同时并不倾听华工的需求。英国当局从来不认为华工与英国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英国军方坚持严厉的管理政策，禁止华工与欧洲军人或平民往来，多是与这种种族主义心态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