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后，一大批怀着科学救国抱负的海外留学生，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至今令人不能忘怀。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曾亲笔复信正在苏联留学的蔡和森、张太雷、赵世炎烈士的儿子蔡博、张芝明、赵小炎和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等，勉励道：“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50年8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讲话，阐述了知识分子在恢复经济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为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年以后，1951年8月，他又在有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再次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注意同大批留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并保持广泛的联系，在密切交往中逐步加深理解和增进友谊。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分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周恩来开始积极争取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回国工作。
1948年，周恩来在西柏坡听取从美国回来的中共党员杨刚的工作汇报。1949年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又专程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美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紧接着，1949年12月6日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全权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到1955年底，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已有1500多人。周恩来并不满足于此，他指示争取留学生归国工作组的同志们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多的留学生回国。1956年2月22日，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后，迅速审阅批准了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的争取留学生归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几千留学生，“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后备力量，必须大力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留学生为国为民觅知求学，学成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国，报效国家
在旧社会，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痛感国家贫穷落后，叹息自己报国无门。他们同国内各阶层人士一样，对推翻封建统治、建设繁荣富强新中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崛起的领导核心和希望所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民参政员黄炎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同其他5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冷鹬、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延安。在短短的95个小时的访问中，黄炎培为延安的进步向上、军民团结、清廉公正的精神风貌所打动，耳目为之一新；中共领袖人物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作风，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叹“百闻不如一见”。他以自己半个世纪历尽沧桑、见多识广的政治眼光作出判断：只有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才会给中国革命和今后的国家建设带来光明的前景。访问结束回到重庆的黄炎培，为了将长期遭到歪曲宣传的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不辞辛苦写出《延安归来》一书，冒险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