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留影
这是一个台湾村庄在五十年代的遭遇。
这是一个中国武装基地从设立到被歼灭的记录。
和当时所有台湾人一样，鹿窟村民在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同时或许也曾兴奋地拥抱阔别多年的祖国。然而，接下来的变局和黑暗，却使这群连北京话都不会讲的台湾人，期待起第二个“祖国”；并且，以他们的鲜血和自由见证了这个悲剧。
今天，我们记述鹿窟，并不只因为这是一场悲剧，更不是赞成他们的意识型态或立场，而是在我们挖掘四十到五十年代那段被埋葬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鹿窟，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即使是独裁者，也没有权利剪裁变造或是埋葬历史。当我们握著笔杆，努力让千万张久处黑暗的模糊面孔一一重见阳光时，即使彼此的主张大不相同，我们也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遗漏鹿窟，更没有权利将他们轻轻带过。
因此，我们记录了我们所知道的鹿窟---一个村庄在五十年代旋涡中被毁灭的故事。
车子刚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基隆路口，带路的陈桑便指著眼前苍青的山峦：“翻过这座山，就是当年的武装基地。”我们的目的地，是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第一次知道“鹿窟”，是从几位老政治犯口中，听说在汐止附近有一个被国民党“屠村”的地方。当时，这样强烈而充满血腥的字眼，一霎时震动我们的心灵。彷佛，村民们一一仆倒散落青山绿野的尸骸，不断向我们逼近、放大，如同一幕幕重覆再重覆的影像。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民国三十六年到四十几年的台湾历史，几乎只是一张染著绑血的白纸。我们只能隐约地听闻，在那样黑暗的世代里，许许多多人丧失了自由与生命。一堆无法证实的数字、私底下悄声议论的传闻、千千万万张未曾留下姓名的模糊面目，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覆：而这种答覆，又是微弱得多么令人焦急与气愤啊！
让模糊的面孔，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抱著这样沉重的感觉，我们开始寻找“鹿窟”。我们期待，那些在黑暗中模糊了多年的面孔，能够清晰起来：而那些数字与传闻，也能在重新察考之后，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出发前，我们约略了解了“鹿窟事件”的背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湾共产党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三天后，新成立的台共中央委员会推举蔡孝干为常任委员之一，并任命他为宣传部的负责人，返台展开工作。
然而，由于日警的追捕，蔡孝干不久又逃回大陆，在中国团体中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角色，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国指派他返台发展组织，于是，他在同年底离开延安，回到台湾。
蔡孝干化名“老刘”，由林英杰、张志忠、洪幼樵等人协助，并联络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等老台共干部，设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的支党部。
他们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各地区支部成立才一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了。由于二二八事件的波及，各支党部人员不是遭到通缉追捕，就是自己逃亡藏匿，原有的组织几乎瓦解。为了重新整合，中国华东局任命蔡孝干为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要求他配合日后解放台湾的工作。
华东局的工作指示中，包括重新吸收优秀份子、确立完整组织、确保兵源财源，以及占领台湾山脉，以深山为根据地，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蔡孝干认为，只要能建立山区武装某地，其也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便全力朝这个方同努力。
“鹿窟武装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诞生。据统计，类似的某地，包括树林三角埔、桃园、苗栗、新竹竹南、台中、云林二仑、台南麻豆、台南下营、高雄燕巢等地区，而鹿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
这样简单的资料，却让我们心中浮起一层迷惘。我们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整个村庄都卷入企图建立武力以配合解放台湾的暗流？而参与事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土生士长的台湾人：他们，甚至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