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努力调解英印矛盾。如果说中国对朝鲜、越南抗日力量的支持，尚可寻找某种历史情结影响的话，印度并非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则更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国际意识的增强。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处于尖锐对立中的印英当局与印度国大党为战争大局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中方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希望国大党暂缓提出立即独立要求，放弃不合作政策。由于英印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蒋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开罗会议时，中方再次提议“中、美、英、苏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殖民主义在战后亚洲继续存在的立场。
第四，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政府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要早得多，绝不仅仅是单纯呼应美国提出的构想，而是有着自己的主动思考。1942年中，中国有关方面便已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人们认为，过去的国际联盟已不能发挥效用，应该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国际组织。而在反轴心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英、苏四国应在战后继续发挥特殊作用。中国方面的这一构想与盟国不谋而合，它最终被融入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中国代表团在会议讨论中注意主持公道。如在讨论战后托管问题时，对于托管制度是否以独立为最终目的，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小国代表主张托管领土应朝着独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英法美澳等国则持反对意见。中国代表团支持小国的意见。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代表团的公正态度，为建立新的托管制度作出了贡献。修改后的联合国宪章强调民族自决原则，在第一条中明确将自决原则宣布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中国国家主权的恢复与巩固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是国家外交的两个主要方向。与其他大国不同，中国在成为“四强”之前，尚是一个受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弱国，在法理上是一个不完全主权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也大有进展。
一是实现废约。不平等条约是横亘于中国与其他盟国间的一道鸿沟，它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自1943年1月起，中国陆续与英美等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租界、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在华特权，收回了过去所丧失的诸多国家主权，使中国成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在国际体系中不再低人一等的正常国家，取得了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中国这一争取国家平等的要求自民国以来努力20余年而不可得，抗战期间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挣脱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实为全民抗战之功。
二是收复失土。其时，中国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可分为三类：一是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的日本占领区；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沦陷的东北，日本在这片领土上已经扶植建立了“满洲国”；三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的台湾及附近岛屿，这一领土已经被日本吞并，成为日本的“国土”。抗战前期，在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战争能够打到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便已是大吉，收复东北只是一个美好的信念，而收回台湾则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随着战局的好转，中国不仅坚持收回东北，还提出了收回台湾的要求。中国严正对待盟国中出现的有关东北、台湾主权问题的杂音，不使美英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产生动摇。结果，中国不仅收回了15年前被日本占领的东北，还收回了50年前被日本割占的台湾及澎湖地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落得了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局，不仅要撤出战争以来所占领的中国领土，还吐出了半个世纪以来它所侵吞的果实，近代以来它对中国的领土侵略得到了彻底的清算。回头来看，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战前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不是没有可能：东北可能成为中日之间长期争议的话题，而台湾则可能无限期地成为日本的国土。
三是巩固边疆。在考虑收复东北、台湾等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考虑加强对已在相当程度上失控的边疆地区的控制，而这些地区主要受盟国的影响。作为中国盟友的苏联和英国，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边疆有着传统的影响力，是这些地区对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幕后支持势力。例如，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与苏联的关系异常密切，甚至曾提出加入苏联的主张，而与中央政府则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央政府的号令无法进入新疆。抗战后期，中央政府利用盛世才与苏联之间出现的矛盾，因势利导，积极应对，促成了新疆的内向，由此结束了新疆半独立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