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
1945年秋日本投降，滞留在苏联的不少中国同志陆续回国。我本来也想在1945年回国，但维世坚决要我等她同行。她因继续在戏剧学院的导演班学习，还须一个多学期才能结业。凭我们二人的患难交情，我不能不等她。况且我如果先走，她又不能挤出时间去挣一份工资，生活会困难的。于是我等了她大半年，于1946年我们申请回国。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批准，决定我们9月回国。
在办回国手续的过程中，经常和联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尼哥拉也夫联系。在办手续过程中，尼哥拉也夫告诉我们，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带着三岁的女儿与我们同行。意思是要我们一路上照顾她。要知道当年从莫斯科去哈尔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直达火车，中途必须在赤塔转车，然后坐上一列去边境奥特波尔的车，经过边界的严格检查，登上窄轨的去满洲里的小火车，在满洲里再换乘去哈尔滨的车。到了满洲里，总算回到了祖国！李立三同志派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来接他的妻子，我们一起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我们乘的那列火车根本没有什么乘客，尽管宽敞，我们还是都挤在一间包厢里，我和维世睡上铺，李莎母女睡下面。一夜醒来，李立三的警卫员刘升送来许多食物，有烧鸡什么的。经过战争年代和战后一年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些食物可真是想不到的美味。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走了约二十来天。一路上我们和李莎交谈，此时才知道苏联的肃反有多么严酷、可怕，李莎的经历又是多么坎坷，也才知道在莫的中国人为什么听到李立三就感到不祥和恐惧。原来他曾被诬为日本间谍而被肃反机关监禁过。他们二人相识和结婚时李莎还很年轻，职业中学毕业，做过女工。是李立三鼓励她继续学习，她又进了外语学院。当时他在救国时报社工作。婚后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共产国际宿舍（即“留克斯”）的一间屋子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夜里，内务部的人把他带走了。李莎也被从“留克斯”宿舍赶回了娘家。朋友们断绝了和她的往来，她所在的外语学院召开有党员参加的五百人的共青团员大会，要她表态，即和“人民公敌”李立三划清界限。她没有，她不相信李立三是敌人，结果被大会当场开除团籍，被迫交出团证。她仍不避嫌疑地打听李立三被关的处所，送去换洗衣物。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立三终于被释放出狱，回到李莎的娘家住下。又整整一年的时间，李立三去共产国际机关做检讨，写书面检查，整整一厚本材料都是李莎帮助他打字写成的。一年后李立三被共产国际开除中共党籍，找工作又历经周折，终于在苏联外文出版局找到了翻译工作的职位。至于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李立三选为中央委员的事，他们毫不知道。直至1946年元旦那天，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知他去谈话，他们两口子还以为是要他去当中长铁路的翻译。当联共中央工作人员告知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时，他为之愕然，因为自己已被开除出党。当时也不及细说，立即整装回国，半年多后就把患难与共的妻子接回中国。这像是一段传奇，却又是真实的故事。我和维世听了很感动，对李莎也顿时刮目相看。
到哈尔滨车站时，只见李立三一人来接妻子，他把我们二人也一起接到他家。维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们回国应由组织上（在东北哈尔滨就应是东北局）接待，怎么不见代表组织的人来，当下只得先住下。李立三对维世说，他完全知道她和林彪之间的事情，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经过反复诘问，原来情况曲折：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辍，才另娶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这件事就交李立三办。因为李当时兼着三人调处执行部（美国调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争议的机构，几处地方设有联络点，有美国班机来往）的工作，可以用执行部中共人员名义送我方干部往来于几个解放区。
几天后，也就是11月初，我们作为执行部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登上美国的军用班机启程飞延安了。机上除几个美国军人外，就只我和维世。（摘自《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3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