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他的秘书也来了，还有一些需要治病的同志也随同乘飞机来了。
有一天，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和孙维世来七部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最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是大声背诵。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背诵而已。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初，我在党校的学习即将结束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跟我谈了一次话。弼时同志指示，因为我年龄不大，党校学习结束后可继续留在苏联，多学点东西，不必急于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回国，还告诉我孙维世也将留下学习，我们二人将住在一起，我十分高兴。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关于这点，我和维世以后并未遵从。
我所知道的“老干部”
“老干部”，并非指年龄而言，他们中小的只有二十六七岁，最大的如蔡干妈，1938年时也只有三十八岁。但他们都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过斗争的磨炼并肩负重任，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我首先要写的是蔡畅同志。
她是我大革命时期认下的干妈。她对我们的家庭相当了解。她告诉我1926年在广州，1927年以后在上海和我们一家的交往。她谈到长征途中和我父亲林泊渠一同行军的一些经历。
她对烈士子女和晚辈们都给予温馨的母爱。孩子们都称她“蔡妈妈”。
干妈对我关怀备至。在共产国际党校期间，她因多病，常出外接受治疗。但是只要她返校，总要来看我，找时间和我一同散步、谈天。她要求我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大约我那时埋头
读书，显得老气横秋吧。她和党校的同志们之间很团结，因而在改选支部书记时大家一致投她的票。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又是一位集中、西文化优秀素质于一身的极具风度的女性。我回国后，只要有机会，她总是召我去见面，在哈尔滨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同她的联系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但我心里，却经常地、永远地怀念着她。
那一两年我所接触的女同志，不论职位高低，每一个人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她们谈起往事，毫无自得炫耀之意，只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令旁边听着的我感叹、敬佩不已。就以当时住在七部的王美兰（李六如夫人）而言，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她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经历却是不凡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处境极其困难，不少人被捕，其中就有李六如同志。国民党认为他是要犯，要押解他去南京。王美兰为了尽可能地照顾他，竟随着押解他的差役，徒步行走，肩上挑着一副担子，随时做点零工，以维持生活。国民党差役认为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家庭妇女，未予逐赶。就这样沿途走去，有时失去李六如的踪迹，她便百方寻觅。有一次失去踪迹的时间太久，她绝望了，竟投身河中。对于她，这不只是殉夫，而是以身殉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然而，她被好心人救出，又默默地追随着丈夫的足迹走去，直至走到南京。天无绝人之路。李六如被老朋友覃振营救，保释出狱。他们相聚了，并等待时机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
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时，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于夭折。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痛苦，照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医治效果不明显。但她学习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和别的学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也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同性格。贺子珍同志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