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她向其他红军中过来的女同志述说她的家庭生活经历。从他人的转述中，我只听到她的怀旧之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默默咽下了苦水。
关于党校的男学员，他们中有些人令我感到长辈般的和蔼可亲，如杨志成。杨志成当时年龄其实不算太大，三十几岁，不过生得老相，被调皮的孙维世叫成“老太爷”，从此“老太爷”就成了他的绰号。“老太爷”学习很用功，上课有时笔记记不太全，便把我的借去对照，而我的字写得极潦草，他有时看不清，便请其他几个同志，如刘亚楼、谭家述帮忙猜。“老太爷”从来精神抖擞、愉快、乐观，他的病似乎也不难治，总的印象他是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不料这样一个人，在战时竟遭了大难。
后来，听许多学员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党校军事班杨志成等全体学员，加上汪名震、贺诚、李士英①、苏河清、苏丽华，以及袁牧之、冼星海（他们是中央派到苏联制作有关八路军的纪录片的）等人在林彪率领下赴蒙古，计划从蒙古进人中国，再回延安。不料蒋介石封锁了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批人中只有李天佑和李士英成功地扮成蒙古牧民，骑马越过边界，回到了延安。林彪的行止则由中央公开向蒋介石通知，说明他是平型关一役中受伤而去苏联治疗的，并提起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是蒋介石的学生，要求蒋介石允许他回国并提供交通工具。蒋介石居然准了，派飞机去接他。林彪只带了一个贺诚以他的私人医生的名义启程，到新疆后又以各种名义带了几个同志一同上路。
而在蒙古边界留下的同志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妥善安排。杨志成最苦，为了谋生，当过牧马人、仓库值夜班的，甚至乞讨。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他才辗转从中亚来到莫斯科。抵莫后他直奔高尔基街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共产国际这时虽然已解散，但许多外国政治侨民仍住在那里）。那天我正好在家，楼下传达室来电话说，你们的一个中国人来了，你下来认认吧。我立即下楼，在传达室看到杨“老太爷”时大吃一惊，他已瘦得脱了相，身穿一件破烂的外套，靠在桌边，头抬不起来，趴在桌上。立即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在苏的政治侨民都归联共中央联络部管理）联系。这个单位还不错，马上安排杨志成住进“留克斯”，并解决他的供应和医疗问题。杨当初来苏时虽有病，但不太重，这时检查却发现增添了许多病症。
杨“老太爷”来莫后，从中亚又陆续来了不少同志。惟有冼星海，他是直接到苏联外文出版局的。这个单位有不少中国人做翻译，如李立三、张锡俦、陈昌浩等都是。恰巧那天我因事去外文出版局，见到冼星海。只见他一身是病，穿得褴褛不堪。他把外衣敞开给我看，衣服里子全破了。当时，李立三很热情地邀他回自己家去住。后来我和维世、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李立三家。才知李立三根本没有房子，当时住在岳母家。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用书架隔成两边，一边是岳母和妻子李莎的嫂子、侄儿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英男住。李立三让冼星海睡在床上，他和李莎打地铺。我们过去总听别人说李立三如何如何不好，犯了许多错误，这时不禁对他有些改观。他们很热情，连两岁的女儿英男也喜欢中国人。她当时还不识字，但却会顺着拿中文书。别人把一本中文书倒着递给她，她接过后又顺过来了，大家称奇不已。
后来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冼星海同志送进医院，他已病得很重。组织上还为他在“留克斯”要了一间房子。这房子是他从中亚带来的犹太夫人住了。我和维世去医院看冼时，冼告诉我们，这位夫人是一所少儿音乐学校的校长，她欣赏冼的天才，自愿嫁他。冼向她一再表明自己在国内有妻子，将来回国后要和中国妻子团聚。她却表示没有关系，情愿在苏联这段时
间照顾他。来莫后，冼住进医院，而联络部却要为这位女士办许多事，如办户口，安排工作，办供给关系，等等。当时我们自己过着穷困的生活，她有时来借钱，我们没有，也得向同宿舍的伙伴借钱再给她。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六七个人，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罗马利亚人、匈牙利人。其中一位西班牙妇女和我们很友好，她以替人织毛衣为生，借了钱给我们。那位犹太女士后来生活越过越好，独居一室，有很好的工作，冼星海去世后她还把持了冼的遗稿。冼星海眼见不能痊愈。我们去探视他时，他还满怀希望地向我们说，将来胜利了，要在中国的首都建一所白色大理石的音乐厅。在冬天一个凄冷阴沉的早晨，这位天才音乐家走了。苏联音乐界想为他出版遗稿，与那位遗孀交涉了一阵，结果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
林彪的一段小插曲
任弼时同志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像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维世拿我做挡箭牌，说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说，那就都走。维世跟我说，我很诧异，说组织上原定要我们留莫学习的，怎么又改变了？林当时是党代表，他的话有权威性。维世说，那你写封信给他，说明情况。其实我们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问他，但听了维世的话，便写了一封信，由维世转交。于是，我和维世跟林彪回国之事就此作罢。直到1943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和我之间无秘密可言，只是有些事我当时不知，事后她才告诉我）。维世才告诉我，林彪1941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战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信，我们取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误谬。可见，维世对林对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