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场得意，情场失意”，这八个字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对林彪三年旅苏生活的概括。在林彪军事声望如日方升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危机。
林彪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他天性好静，不抽烟，不喝酒，不社交，不跳舞，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整天闷在家里，读书，默想，吃饭，睡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没有一点变化，林彪不喜欢运动，很少户外活动，库契诺猎场从未去过。如果说他还有一点爱好，那就是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研究地图。
林彪爱好和习惯过这种安静、单调和有规律的生活，还要求张梅也这样做。他认为，中国妇女的基本美德就是温柔顺从，夫唱妻随，所以要求张梅不要乱交朋友，不要乱串门，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本本分分地呆在庄园里，陪他看书散步。张梅生性好动，个性很强，难以忍受这种禁锢和约束。与林彪呆在一起，她感到压抑、孤独，缺少人情味，没有活力，像僵尸一样。林彪越不让她出去，她就越是出去；林彪越不让她交朋友，她就越是要交朋友，还要交很多的朋友……夫妻之间，裂痕愈来愈大，关系愈来愈僵，到后来竟如同水火，一个星期难得碰面，连周末也聚不到一起。早已习惯了沉寂谧静的林彪也开始感到冷清。这时，一个身材婀娜、仪态翩跹的少女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她就是孙维世。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严酷的厮杀中，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重要领导人或遭通缉，或被屠杀，他们的家人有的辗转避难，有的流离失所，还有的被关进监狱。内战结束后，为对得起死去的烈士，为了让这批饱经苦难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党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后裔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
孙维世也是烈士的后代。她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1927年惨遭国民党杀害。当时孙维世才六岁，母亲任锐历尽艰辛把她抚养成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派人把她从上海接到延安，送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在林彪夫妇抵达苏联不久，孙维世受党中央派遣，也来到莫斯科，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主攻导演艺术。孙维世天生丽质，明艳动人，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姑娘的娇羞，多才多艺，性情和善，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姑娘。
孙维世、瞿独伊、毛岸英这些客居异邦的年轻人，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闲暇，相邀到一起，举行野游、聚餐和集会。年轻人崇拜英雄，他们怀着敬重的心理，多次邀请林彪这位“常胜将军”参加他们举办的重要活动，希望能听到他亲口讲自己的历史，讲革命领袖之间的轶闻趣事，讲井冈山、反“围剿”、长征、平型关大捷……过去，林彪不太愿意和这些年轻人来往，觉得他们过于单纯、幼稚，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中间隔着一条很宽很长，不易跨越的“代沟”。自从注视孙维世后，他的态度有了转变，开始对年轻人举行的聚会表示关心和好感。这一变化，使得年轻人高呼“乌拉”，兴奋不已。
每当有人请他参加活动时，林彪总是和蔼地问：“大家都去吗？”
“都去，没有人缺席。”邀请人为林彪的细致、周到而感动，一一报出姓名，带着期待的口气说，“大家都非常希望您能参加。”
“好，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林彪痛快地答应。
如果碰巧孙维世有事不能抽空参加时，林彪面上便闪逝一丝隐隐约约的失望，软绵绵地说，“我今天不太舒服，就不要去了吧。”
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发现，原来林彪参加活动是冲着孙维世来的，于是每次聚会都打孙维世的牌子，林彪也欣然应允。
林彪善于克制自己，总希望姑娘先体察出他的意图和用心，采取主动姿态。在聚会，他与大家均等接触，对孙维世也不例外，从不显露火力重点，避免过于急迫和张扬。年轻人私下议论，“林彪谈恋爱如同打仗，小心翼翼，追求百分之百的把握”。对这种战术，有人赞成，认为这是高明的迂回策略；也有人反对，批评林彪缺少男子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