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毛泽东在谈到对苏共论战的策略时，他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他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其中也有问题，外强中干。他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他怕我们怕得厉害些。他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9月26日，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三评”发表后，毛泽东说，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将来华参加庆祝活动，在这期间，暂时不要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了。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四评”文章。此文批驳了赫鲁晓夫鼓吹的“黄祸论”和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接着，《人民日报》又在11月19日发表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五评”文章。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特地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致毛泽东的信。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接着，毛泽东说，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逐条批驳了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主要观点。随后，《人民日报》又于1964年2月4日发表了《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七评”文章。毛泽东在讨论修改“七评”稿时说，讲兄弟党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因为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都如此。要结合这个规律，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的活动。
1964年3月7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指责中共2月29日的来信是对苏共的“污蔑”。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时说，苏共中央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接着，毛泽东又说，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过去我们的那个朋友，叫作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就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不是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仗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然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最近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
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八评”文章。文章最末一段写道：“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赫鲁晓夫看后，大发雷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笔墨较量进一步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