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一文，分析了中共与一些兄弟党的分歧所在。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很大嘛。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还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
毛泽东所说的10万字的东西，就是经他多次修改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这篇文章原先的标题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后，觉得主题不够鲜明，于是就改为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他还在引言部分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
3月1日至4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人民日报》分四天连载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文章共讨论了七个问题。毛泽东在论述第一个问题时写道：“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点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此文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其实锋芒所向的是赫鲁晓夫。
7月13日，为配合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7月14日，《真理报》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指名道姓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进行攻击。随即，毛泽东决定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中共中央声明回应苏共的攻击。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写道：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他又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诗，反驳苏共《公开信》，并称此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8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说：《公开信》已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了，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既然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要公开论战。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要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擒贼先擒王，矛头要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在步骤上先要发表苏共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的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评论既要有严肃的论辩，也要有抒情的嘲讽，要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毛泽东还强调说：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并把苏方论点列出来。对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和文章中的论点也要分类研究，逐一批判。在写作中要引经典，但必须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但不能草率，要好中求快。
毛泽东反驳苏共的《公开信》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针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了由毛泽东定稿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也称“一评”。此文把中苏两党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接着，《人民日报》又于9月13日，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二评”文章，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9月2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针对苏联政府9月21日发表的声明，给中央发来了一个分析报告。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当场就让杨尚昆念了这个报告。报告称，苏联政府的声明，企图回答中方最近对它的揭露，并对中方公布的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他们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杨尚昆念完报告后，毛泽东接着就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